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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行为主义倾向的政治学家从选举、民意调查、议会投票和其他他们能得到数字的方面收集数据。行为主义者为政治科学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动摇了一些长期坚持的却未经检验的假设，赋予政治理论一个经验性的基础。行为主义研究尤其擅长检验政治的“社会基础“——每个公民的态度和价值观，它有助于政治系统按其自身方式进行运转。他们的杰作是投票模式研究，因为在该领域他们能够获得大量有效数据。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学派站稳了脚跟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胜利。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行为主义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这些批判并不仅仅来自处于守势的传统主义者。很多年轻的政治学家，有的受到激进的反越战运动的影响，抱怨行为主义方法是静态的、保守的、充斥着操作者的价值观，并且与身边紧要的事情无关。行为主义者经常把美国当前的情况界定为标准模式，而与之不同的就是反常的，这绝对不是“科学的“和“价值中立的“。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 1911—2002）和维巴（Sidney Verba, 1932—）发现美国人体现了所有的善——公民文化中“参与“的美德。但行为主义者检验的只是一个既定时刻的既存事实，他们忽略了变化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是受时间约束的。行为主义者有一种没有说出的对现状的偏好，他们喜欢检验固定的、已确立的系统，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方法论工具能够发挥最佳功效。置身于警察国家或内战冲突中的人们知道如实表达自己的意见可能会获得牢狱之灾，甚至丧命，所以他们都只发表“正确的“观点。

然而，也许最要命的批评是指行为主义者只关注芝麻蒜皮的事，却回避政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例如，行为主义者可以告诉我们投票给民主党的底特律蓝领天主教徒有多大比例，却无法告诉我们这对底特律的治理质量或当选官员将要作出何种决定意味着什么。选民行为和政府产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批评者指责行为主义研究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到1969年，很多政治学家不得不承认对此前称为“行为主义革命“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有些人把新运动称作后行为主义，即传统主义方法和行为主义方法的综合。后行为主义者认识到事实和价值是紧密相连的。他们情愿同时使用传统主义者的定性资料和行为主义者的定量资料。他们既看重历史和体制，也看重公共意见和理性选择理论。他们不畏惧数字，乐于使用相关性、曲线图和百分数来做案例。如果观察一下你所在的政治学系，你很容易发现教授们当中既有传统主义的，也有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的观点，甚至三者集中于一个教授身上。

怎么做 ◇ 命题的阐述

你要写一篇政治学的论文。第一句要开门见山提出一个清晰而有力的命题，这是你即将要证明的主要观点或主张。不能用经验材料证明的命题只是猜测，不是可靠的研究。一个命题首先要做的是假设。如果你的论据无法证明你的命题，那就放弃或修改它。你的命题段落起码要有这一段这么长。

最简单的命题是某事的发生（或不发生）：“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在华盛顿开张了。“要避免那些意义不大的命题，即众所周知的或已经确立的事，如：“总统在大选后的1月20日宣誓就职。“一个引人入胜的命题是解释一件事与另一件有着怎样的关系：“男性白人新教徒都把票投给共和党。“论证命题的第一步通常是收集例子或研究个案。如果你举出本州投给奥巴马最多的六个县，你能从中归纳出什么？不要温文尔雅地介绍你的命题（那是你英语课的事），要直截了当。一个命题要比论文大意更为精确。论文大意是高中学习的东西。

不直截了当的 直截了当的

电视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很多批评认为这种影响并不总是好的。 美国电视广告让观众变得愤世嫉俗和冷漠，并带来低投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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