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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化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孩子们养成的礼仪和语言模式经常伴随其终生。尽管有些是来自正式的教导，但大部分却来自对其他人的模仿。政治社会化也以同样的方式来教导政治价值和具体的行为方式。学生面对国旗宣誓表示忠诚、唱国歌、遵从权威人物——从总统到警察，都是通过家庭、朋友、老师和电视得到的。在文化的“贫民窟“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如美国内地城市的少数民族，就很容易形成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因此，政治社会化对于维持政府的稳定非常重要。

关键概念 ◇ 文化和发展

东亚地区近来的经济增长，为贫国依旧贫穷而富国日渐富裕提供了文化上的解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但是它们教导民众要努力工作、多做储蓄、相互信任。有些学者指出它们共有儒家文化的遗产并倡导这些价值。中东则相反，要求穆斯林不要相信他人。他们的石油财富只带来表面的现代化，并没有带来民主。

一个世纪以前，韦伯认为，新教为资本主义奠定了文化的基础。“新教伦理“推动人们努力工作，积聚资本。西北欧各国的大部分人都是新教徒，是最先进入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的国家。即使是今天，这些国家仍然是富裕的、有着很高信用等级的、法治的社会，腐败也很少。缺乏这种文化的国家，如卢旺达和埃及，在经济增长和民主化方面都没有迅速进步。

如果关于财富的文化解释是正确的，贫国会一直保持贫困，直到它们从传统主义、互不信任和宿命论中解脱出来，而这些恰恰都是中东国家的特点。它们固守价值，缺乏援助和指导，经常陷入普遍的腐败。对文化理论的批评指出，几十年前，儒家文化还被责备要为东亚的落后负责，而经济增长后主流的价值是不同于传统的。没有人能确认，一个国家将依靠什么样的文化实现快速发展。答案总是令人怀疑的。

社会化的机构

家庭 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触的，在所有要素中分量最重。政府和学校进行公开社会化的努力如果与家庭的导向不同，就会经常归于失败。波兰就存在这一问题：它的制度试图给孩子灌输社会主义价值，但是家庭却教育孩子忽视这些。而当家庭和政府的价值观高度一致时，如在美国，两种社会化模式就能够相互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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