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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群体 朋友和玩伴同样对政治价值有影响。例如，牙买加工人阶级的孩子与较高社会阶层的孩子一同上学时，会倾向于采纳后者的政治态度，但如果他们进入全部是工人阶级孩子的学校，态度就不会改变。伙伴群体影响力的相对强度似乎在逐渐上升。当父母都忙于工作时，孩子们更多的是从同伴那里而不是通过家庭来接受社会化。“家庭价值“的拥护者把这看作青少年吸毒和暴力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比较研究 ◇ 中国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

像法国一样，中国也是一个通过教育进行公开政治社会化的国家，而且似乎已经开始见成效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数百年来强调，中国是一个国家，不能被打破。然而中国的多语言特点对此并不利。例如，南方的广东人听不懂北方的普通话（甚至每个群体里都有其各式各样的方言）。在一百多年前摇摇欲坠的清朝晚期，北京已经开始使普通话（“共同语言“）成为一种国家通用语言。

但是这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直到中国共产党要求所有的学校和电视都使用普通话。虽然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不经常使用普通话，但是现在内地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会讲。使用一种语言就能走遍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依旧以粤语为主）。共同的语言有助于国家的巩固。

除此之外，中国人很清楚地意识到国家的创纪录经济增长并为之自豪。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大地提高中国人的自豪感。装饰一新的首都、盛大的开闭幕式典礼以及中国制造的奥运金牌都让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居民）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并把它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

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构成了第四种重要的社会化力量，并且其影响力在逐步加大。许多人担心这种影响力是负面的。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帕特南认为，过度地观看电视使人们变得被动，对社区集体事务丧失兴趣。当美国的孩子一年要花数千小时来看电视（俗称“插座上的婴儿椅“）时，他们就成为血腥暴力犯罪和谋杀的目击者。批评者认为这会使孩子们失去爱心、变得暴力，不过这尚未被证实。电视很早就进入了孩子的生活，即使是三岁的儿童也能够在电视上认出总统，知道他是国家的“老板“。参议员和众议员得到的新闻报道就相对少一些，这种相对冷淡的处理将保持在孩子们的记忆中。

与学校一样，如果大众传媒的报道与家庭和教会的教导相矛盾，它们也可能是不成功的。原苏联的研究者也曾发现，家庭对个人的政治观点比苏联媒体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伊朗从前的大众传媒被国王牢牢控制，试图培植对他的忠诚，但是虔诚的穆斯林从地方清真寺的“毛拉“那里得到教导去憎恶国王。现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伊朗的大众传媒被穆斯林保守主义者控制时，大部分伊朗人却相信媒体宣传的反面。仅靠大众传媒是不行的。

政府 政府自己也是社会化的机构。实际上，它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其公民行为的反映，许多政府行为都是在向公众作出解释或展示政府的态度，通常是用来培植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和忠诚的。国家层面的盛大场面，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公众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国旗招展的游行和阅兵、对最高领袖的赞美也是如此。不过，政府控制政治态度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这些信息和经验都要通过与亲属、伙伴等小群体的谈话才能到达个人，在这一过程中附加了其他人的态度。在与社会分离的异化群体中，家庭和社区会教导他们的孩子不喜欢政府，忽略政府传递的信息。

关键术语

价值 犬儒主义 预期反应法则 投票率 参与型 参政能力 参政效能 从属型教区型 世俗的 亚文化 主流 融合 操法语者 边缘化 操英语者 社会化 公开社会化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effrey C. The Civil Sp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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