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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评价上，勤俭是美善，奢靡是丑恶，这个标准至今未变。但从大历史的角度分析，统治阶层生活奢靡对统治崩溃所起的作用没有传统史家所评论的那么巨大。在制度上无法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古代中国，那么只有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自律，而以果为因，将奢靡作为万恶之源，进行简单化的道德解读，则轻巧地回避了传统政治构架下无法解决的体制性难题。

方术：权力的润滑剂和迷幻药

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唐代诗人李商隐这首《贾生》，讽刺了帝王对鬼神之事的关注重于对黎民百姓之福祉的关注。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还算是有道之君，他尚且如此，其他的君王可想而知了。

然而若从人性的角度仔细分析，汉文帝这种“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举动，却能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对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帝国皇帝来说，社稷之稳固、黎民之幸福固然很重要，但这些毕竟属于现实世界的事情，对应的技能和知识乃在经验范围之内，天下愿意且可以为皇帝做事的人很多，不独一个贾生。而再有雄才大略的英主，都必须面临任何人都绕不过的问题——生理的欲望和对死亡的恐惧，而这些问题，属于未知领域。方术之所以能使皇帝变得不理性，乃是因为方士用方术，击中皇帝的两大软肋：欲望与恐惧。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部落的首领往往是巫、师、君三者合一的。处于科学不昌明的蒙昧时代，部落首领不仅是民众世俗中的领导者，而且兼有精神导师的身份，其表现出能沟通天地、祈福禳祸的“法术“，会让其部落的人得到灵魂上的抚慰，这类“法术“有助于其领导权的巩固。

作为政治早熟的民族，华夏民族较早地告别了“巫君合一“的传统，至少在周武王克纣后，周公制礼，君王的统治之合法性靠“绩效“（即社稷稳固，百姓安居乐业）和道德品质（勤政、安民、节俭等等）维系，所谓“作之君作之师“，只有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祭祀仪式上，君王充当的角色才有部落时期“大巫师“的残余。

可以说，自周朝以后，“巫师““方士“已失去对政治权力的决定性作用，沦为君王的“门客“，属于和优伶地位差不多的群体，即便有时候他们中某些人博取高官厚禄，也只是因为其能给权力拥有者提供润滑剂和迷幻药而已。质言之，就是帝王或权臣因现实中有享乐和求长生的需要，方士们（或寄身于佛道的方士）投其所好，提供一些物质层面的（如丹药）和精神层面的（向上天祈福）产品。尽管这类方士也曾卷入过政治斗争，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政权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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