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后的方士或许是吸取秦、汉时代徐福、卢生、公孙卿等前辈的经验教训，取悦于皇帝之道更为纯熟，不将话说得太满，譬如不再言之凿凿说何处能见到神仙，何处等寻觅到不死药……如此容易露馅。他们靠进献春药药方让帝王和权贵享受生理上的欲望，或者靠摄养占卜、符篆斋醮之术将皇帝和权贵搞得神魂颠倒。《旧唐书》记载术士叶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念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这基本上和今日的王林大师“空盆变蛇“、“空杯取酒“一样的路数。

唐室尊道家创始人李耳为先祖，高宗时追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因之尊隆。老子之道教与后来热衷炼丹、辟谷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攀附李耳为创教教主，尊道教者必尊李耳。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代，士大夫炼丹、寻道、访仙成为了时尚。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一辈子和道士、道姑多有交往。当然，唐代许多士大夫亲近道士并非仅仅为了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更多是为了追逐现实中的富贵。由于皇室尊崇道教，一些有名的道士出入宫禁，与皇帝和达官显贵有着亲密接触，因此其言行能影响皇帝。如前文所提到的叶法善，曾深度地介入上层政治，自己在《留诗》中不无自得地夸耀：“适向人间世，时复济苍生。度人初行满，辅国亦功成。“他本人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有唐一代，士人不能通过科举等正常方式当官，而入终南山做道士博取江湖声名，进而得到皇帝赏识一举而得高官显爵，成为一种“曲线入仕“的流行方式，名曰“终南捷径“。

宋代真宗、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术。宋真宗梦见神人授天书，自认为是吉兆，改元为大中祥符。有这样的皇帝，自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官至参知政事（次相）、枢密使（掌军政大权）、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首相）的丁谓，曾教唆女道士刘德妙：“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刘德妙凿地挖得一只乌龟，带入宫禁，欺骗皇帝说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宋徽宗更是道教方术的超级“粉丝“，宣和七年，宋徽宗诏内禅，自称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没能保佑他避免国破被俘、客死于金营的悲惨命运。

明朝最好仙道的是世宗嘉靖皇帝，他中年后长期在深宫内筑乩修炼，不问政事。大臣如严嵩等人，靠写好斋醮时献给上天的青词而得宠。道教领袖邵元节、陶文仲得以大用，邵官至礼部尚书。让一个炼丹修道的方士掌管天下名教大权，真正是斯文扫地。陶文仲被封为恭诚伯，明初辅佐太祖打江山的功臣刘伯温所得到也不过是伯爵（诚意伯）。不信或不尊崇仙道的大臣，则被冷落甚至严厉处罚。如首辅夏言不愿意穿戴皇帝赐给的道冠道袍，而失去了嘉靖帝的信任；太仆寺卿杨最上疏嘉靖帝，指出妖道之方术无非是骗人的把戏，竟被皇帝下旨廷杖而死！

相比较而言，清代的皇帝对待方术的态度是最为理性的。从顺治开始，尊崇宗教如藏传佛教，只是其为了“统战“的政治需要，没哪个皇帝像宋徽宗、明世宗那样沉溺于荒诞不经的方术（服用春药的皇帝如咸丰倒是有的）。

尽管从秦开始，中国历史上不乏被方术所惑的君王和权贵，但由于中国一直由理性而务实的儒学作为政治和伦理的支柱学说，方术也就只能成为权力的润滑剂和权贵的迷幻药，方士，再如何得宠，也只能是弄臣。没有哪个方士，能够希冀用邪道取得精神领袖的地位——如这样做基本上就等于造皇帝的反了，如东汉末年的依靠太平道的黄巾起义，元末依靠明教的农民起义。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时，萨满教的大巫师通天巫阔阔出立有大功，后居功自傲，想成为与成吉思汗并驾齐驱的宗教领袖，于是成吉思汗毫不手软地将其除去。

在中国或者说东方的帝制时代，通天巫阔阔出越过了红线，他必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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