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南巡，效法乃祖，主要目的是为了“维稳“，确保对大清的“粮仓“和“钱袋“的绝对控制。所不同的是，此时清帝国迎来了回光返照式的“富强“，乾隆帝比他爷爷大方多了，花钱如流水。两位皇帝重点巡视的是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如杭州、苏州、南京、扬州、淮安、济宁、德州。这些城市在大运河的“黄金水道“时期，是不折不扣的财富之都。

最高统治者如此频繁地视察大运河沿线，明朝皇帝不曾有过。而且比起明朝，清朝统治者在对运河的管理和控制上，建立了一套更为有效的制度。在明朝，总督和巡抚只是皇帝指派的临时性职务，非定制；而清代的总督是有衙门、有固定驻地的正式官职，其权力远非明朝的总督所能比。清代很长一段时间有八名掌管地方军政民政的总督（后期增加东三省总督）、一名漕运总督和南河、东河、北河（多由直隶总督兼）三名河道总督。其中漕运总督专司大运河上的运输管理，几位河道总督一项重要工作便是负责辖区内运河的河道疏浚和水患治理。对运河的管理如此高级别的官员配置，就可看出这一条“黄金水道“在满清皇帝心中是关系到国运之兴衰。

事实上，大运河之兴衰几乎是和清朝国运兴衰同步的。

清代大运河的运输功能第一次受到严重打击是一八四二年。当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英国虽然在东南沿海的广州、虎门、定海、宁波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但对清廷的打击是有限的——对于一个大陆型帝国来说，沿海的战败并不影响整个帝国的运转。是年六月，英军发起了吴淞之战，清军大败，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英军占据了上海，长江入海口门户洞开。英军舰队便溯长江西进，于七月二十日进攻镇江，这是鸦片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役。镇江失守，守军全部战死，京口副都统海龄自焚殉国。这场战役中，清军的八旗和绿营将士表现得不可谓不英勇，但以古老的冷兵器和传统的战术对战世界第一强国的坚船利炮，失败几乎是注定的。英军占领镇江后，便把京杭大运河拦腰切断。这对清廷来说是致命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由英军控制，漕运不能正常进行，清廷就无法支持下去，因此，道光帝才决定和英军谈判，并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一八四二年英军切断大运河是古老的漕运厄运真正的开始，从此，大运河和清廷的命运一样无可挽回地走向败落。十来年后的一八五三年，起于广西的太平军占据南京以及东南一带的富庶地区，运河沿线的主要城市包括扬州、清江浦、临清、苏州和杭州遭受重创。大运河再也不能正常地将南方的财富转运到北京。湘淮军平定太平天国后，大运河也没能因朝廷军事上的胜利而重显辉煌。湘淮系的重要政治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等人在战争中认识到中国技术上的落后，于是开始了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随着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中国能够制造用蒸汽机作动力的现代轮船。一八七二年，轮船招商局于上海设立，开始使用吨位大、抗大风大浪的现代轮船走海路向北方运送粮食。从此，大运河变得无足轻重了。

一九〇一年，清廷停止了大运河的漕运，一九〇四年撤去了漕运总督的设置，一九〇六年，连接汉口和北京的芦汉铁路全线通车。

一九一一年，南京浦口至天津的津浦铁路全线通车，此前北京至天津、南京至上海的铁路已经先行通车。在铁路运输和轮船海运的夹击下，京杭大运河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一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皇帝也宣布逊位，作为“黄金水道“的大运河和古老的帝国一起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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