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反封“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动员口号，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国民党发布《北伐宣言》，“要求重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因此，在长江流域，北伐军和企图维护在华既得利益的英国等老派帝国主义者爆发了尖锐的冲突。

北伐时江西战场的胜绩，对蒋氏的政治、军事生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南昌、九江两座赣省名城的攻克，使蒋在国民党高层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威望得到了巩固。他唯有以南昌为指挥中心，才可能有资本和武汉汪精卫等国民党元老争雄。同时，因为北伐军一路凯歌，以现实利益至上的英国等列强才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并对之作出适当的让步。

没有这一历史背景，庐山那些由外国人兴建的万国别墅，也不可能落到国民党政府的党国要人手中。一九三三年八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入住此处，在西方长大并接受完整西式教育的宋氏，尤爱此好山水和这一美宅。于是，一九三四年这幢别墅正式由宋美龄购得。说白了，这是一个靠军事取得胜利的最高领导人送给爱妻的一份礼物，不过履行了一道民事交易的手续。

江西，特别是南昌和九江，是蒋介石的“福地“，他秉政以来，对江西的山水钟爱有加。定都南京后，将庐山作为国民政府的夏都，恐怕也和这一因缘有关。当然，这不是全部原因，庐山成为夏都，最直接的原因是北伐成功后中国政治中心南移至长江之滨的南京。从此，庐山从一座“文化山“变成了“政治山“。

在民国以前，大一统时期的中国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明朝初期短时间在南方），而自隋唐以后，南方的经济、文化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逐步超过了北方。而从西到东，穿越了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长江，自然成了一条黄金水道。九江处在这条黄金水道的中段，在水运作为最便捷交通方式的古代，富商、文人坐船经过九江，停留数日，便可以登庐山一游。这也是古代文人能留下那么多吟诵庐山诗文的最重要原因。中国不乏风光可与庐山相比的名山，但如庐山那样有交通之便的却不多。

明代由于“靖难之变“造成政治中心北移，只是囿于祖制，南京必须保持“留都“的地位，但只具有象征意义。而清代以承德为夏都，由于帝王定期去承德避暑，皇帝的“行在“便是中枢，统治中心实际上定期移向承德。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由于到庐山交通便利，庐山在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成为了夏季中国的政治中心。

一九四九年以后，北京再一次成为首都，离北京较近的北戴河起到了清代避暑山庄、国民政府时期庐山的作用。但由于开国者多湘、鄂、赣等人士，某几个年份，庐山也曾扮演了“夏都“的角色。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一九七〇年夏天，毛三次上庐山，两次“庐山会议“掀起了惊涛骇浪，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进程。

其中，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两个夏天，毛上庐山后，都入住美庐别墅。选中蒋、宋两人的爱巢作为自己的行宫，除了美庐的环境、建筑等硬件外，是不是毛内心有一种已经圆了“彼可取而代之“梦想的欣喜呢？睡在蒋氏夫妇的旧宅中，胜利者的感觉是不是来得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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