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关税自主权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在收回权利运动中，外国特许权从39项减至13项，一些小国治外法权被取消，实现了邮政国有。

在30年代日本侵略扩张咄咄逼人的情况下，仅靠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已不足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国民政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全力“剿共“的同时，也在积极为随时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做战前准备。

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国民政府于1932年11月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它的首要目标为调查、研究国防经济，筹划经济动员。1935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其工作的重点是发展与国防联系紧密的重工业。为此专门制定了发展国防重工业的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国民政府寻求外援。1936年2月，中德签定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根据合同规定，德国向中国提供军火、兵工厂，中国则以钨、锑、猪鬃等战略物资作偿付。在资源委员会的统筹下，五年计划在有序地进行，一批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相继建成。只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五年计划不得不夭折。

国民政府为抗日做了许多准备，特别在交通建设、国防建设方面都取得较大的成就。国民政府通过依靠国家力量，快速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进而“发达国家资本“的工业化模式无疑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但在经济上表现出这种开放姿态的同时，在政治、文化上却是保守主义盛行。

作为国民党政治权威的蒋介石，一贯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与开发资源，以传统价值为思想主干，重建民族的信仰体系。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追求“民族复兴“的重大行动。仅在五个月内，蒋介石先后发表了《新生活运动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等数篇文章，并亲自修订了《新生活运动公约》、《新生活运动歌》，将运动推广至国民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各省区。

根据蒋介石的规划，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准则，要求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皆体现在这一原则上。大力宣传以“礼义廉耻“为符号的价值体系，虽在禁烟、禁赌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其后也暗藏着不断纯化社会思想的政治意图，而纯化思想的过程也就是追求国民党思想一元化的过程。

与统一思想相配合的是在新生活运动中推行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即指“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1]希望以军事化特有的集中服从来打消个人的自我意识，使社会成员在迷失自我价值的基础上认同国民党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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