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而言，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这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为了反抗外敌侵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要对人民进行思想动员，给他们简明、生动的叙述，我将其称为“新国家叙述“，张大力先生的“第二历史“展览中提到的三个内容：领袖、英雄、群众，恰是新国家叙述最重要的三个主题：

1.领袖，是引导人民的先知或“灯塔“，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曾被塑造为“民族救星“；

2.英雄，是群众的楷模，是领袖意志的体现者和带领群众的楷模；

3.群众，是有待教育、感化的大众，而一经动员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就成为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力量。

为了教育、改造人民，政治家、革命家总要根据最新的政治变化，对自己的理论或叙述做出修改、完善和补充，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这甚至是常见的，文字的修改更是司空见惯。

这样的删改，包括文字的和图像的，在当时是光明正大的，大家都习以为常。胡乔木说过，领袖要给群众最好的精神食粮。在“文革“中，根据政治需要删改历史文献，是大家可接受的，被认为是正常的。反之，则是奇怪的。在“文革“中，如果有关文献保留了那些已被打倒的领导人的名字，还会遭到群众的指责。文字可以修改，历史歌曲的歌词也可以修改，1970年重新发表了30年代一组救亡歌曲供全国人民传唱，绝大多数的歌词已被修改，添加了歌颂毛和共产党的内容。至于图像则更被重视，因为对人民影响更大。

对毛的图像，一向要进行修改，张大力展览中的许多照片都说明了这个现象。

对鲁迅与他人的合照，也做某些技术方面的处理，不可以出现林语堂、伊罗生、李济等的形象。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冀朝铸担任周恩来翻译，外国记者把照片和录像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人民日报》登出来的照片，站在周恩来总理旁边的却是王海蓉。

中国的这种做法或传统是否受了苏联的影响？直接证据还没有，但心口相传、耳濡目染，则是肯定的。

1933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分工，斯大林除了总负责，还分管文化宣传工作。斯大林不断修改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文字的、影像的，有关托洛茨基等的图像全删去。斯大林脸上有麻子，在照片上也都被隐去。斯大林要让历史—就是对过去的记叙—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他特别重视影像，通过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宣誓》等，美化、突出自己。

斯大林的好学生，“大清洗“的直接领导者叶若夫，本来其貌不扬，但是在油画上，叶若夫被画得“魁梧英俊，两眼炯炯发光，神仙般的威严“（闻一：《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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