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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软约束“并不是对任何人都有效，所以“硬约束“必不可少。宋代也不乏不成器的“官二代“，如北宋时，“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荫纵横“，其中有个李姓衙内尤其横暴，其父乃是永兴军知军（长安市长）陈尧咨的旧交；又如参知政事（副宰相）吕惠卿之弟吕升卿曾指使知县“强买民田“；翰林学士赵彦若的儿子赵仁恕枉法贪赃，且私制酷刑，迫害无辜；南宋时，参知政事李彦颖的儿子横行霸道，曾在闹市杀伤人命；当过浙西提点刑狱官（相当于高级法院大法官）的胡颖，也有子侄“交游非类“，把持乡里。

问题是：官宦子弟横行不法，作为“硬约束“的法律能做出公正的惩罚吗？还是给予豁免的特权？

汉唐时，贵族、高级官僚及其子弟有“赎刑“的特权，即“官二代“犯了法，可以通过缴纳罚金换取免刑。宋代继承了“赎刑“制度，但已出现了变化：首先，限制了官宦子弟的“许赎“特权；其次，一般百姓的轻罪也允许赎刑。总之，宋代赎刑的特权色彩较之前代已大大削弱了。法律已不是衙内的挡箭牌。

在司法理念上，宋代的士大夫认为，法者，乃天下公器，虽天子也不得徇私；也强调司法的公正，用司马光的话来说：“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宽假。“体现在司法制度上，宋代已确立了“独立审判“的原则，“州县鞫狱，在法不得具情节申监司，及不得听候指挥结断“，意思说，按法律规定，州县法官独立进行审判，不得征求上级法司的意见；“如监司指挥具情节及令听候指挥结断者，以违制论“，上级法司如果干预州县法官审判，则以违制追究责任；御史“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书取意“，即司法官可以不必理会皇帝与宰相的意见。这样的司法制度安排，应该说，是有利于司法官摆脱权贵的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那几个横行不法的官宦子弟，都受到了惩罚。陈尧咨知永兴军后，立即就严惩了那帮“恃荫纵横“的“官二代“，包括他旧交的儿子李衙内；胡颖也将他的不肖子侄法办了，胡家一个叫做黄百七的家仆还被“杖一百“，带枷示众五日。如果说陈尧咨、胡颖为官严厉，其“大义灭亲“之举似乎有“人治“之嫌，不足以证明法律与制度对于官宦子弟的“硬约束“效力，那么我们来看另外几个例子：吕升卿强买民田一事，被御史中丞邓绾获知，邓绾即上书检举，连其兄长吕惠卿也被弹劾，随后吕惠卿被罢去参知政事，吕升卿也降职处理；赵仁恕的劣迹亦为提刑官告发，立案查办；李彦颖因为儿子“殴人至死“，也遭谏官弹劾，“奉祠镌秩“，即降级，给一个闲职。这里有个细节请注意，弹劾吕惠卿兄弟的御史邓绾，并不是什么正派的官员，吕氏兄弟受到处分，是宋朝健全的监察制度良好运行的结果。

宋代的台谏系统有个特点：完全独立于行政系统，掌监察、司法、审查之权，与政府形成“二权分立“之势，这使得制度性的“硬约束“特别有力量。赵仁恕被立案后，因为初审法官做出轻判，朝中台谏官立即便炸开了锅，接二连三上疏弹劾，在台谏的强大压力下，赵仁恕最后被流放陈州，看管起来，其父赵彦若也被罢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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