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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审讯完毕之后、检法量刑之前，还有一个“录问“的程序，即由另一名法官提问犯人、核对供词，让犯人“实则书实，虚则陈冤“。如果录问官与鞫狱官有利害关系，比如同年、同门，则必须回避。在录问过程中，如果案情有误，而录问官未能发现、驳正，那么录问官也会受到惩罚，若能驳正则有赏。如果录问无误，案子就转入“检法“程序。由法司根据讯问所得的罪情，检出适用的法律条例，供长官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检法时若发现案情有误，法司也有权驳正。

有一点值得指出，在鞫狱—录问—检法的整个过程中，三个法官是各自独立的，不得相互商议，宋代法律规定：“录问、检法与鞫狱官吏相见者，各杖八十。“

检法之后，就是判决的程序了。首先，由鞫狱官、录问官、检法官之外的法官，按照鞫狱官认定的犯罪事实以及检法官检出的法律依据，草拟好判决书，这叫做“拟判“；然后还有一个“过厅“的程序，类似于现在的“合议“，由负责该案的所有法官集体对判决书进行审核、签押，以示负责，假如将来发现该案的审判出了差错，这些签字的法官都要负连带责任；假如有法官对判决有异议，又不能推翻原判，则可在判决书上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叫做“议状“，以后若长官的判决有误，附上议状者可以免除处罚。最后，由州最高长官定判结案，按照要求，这时必须向案犯宣读判词，问犯人是否服判。这相当于留给犯人又一次申诉的机会。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案子就可以呈报路一级的提刑司、中央刑部，进入复核阶段。这里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不管是在录问、还是在宣判，乃至在行刑之前，犯人都有翻供的权利。一旦翻供，则必须组织另外的法官（原审法官回避），或者移交另一个法院（宋代一州设两法院的意义体现出来了），重新审理，一切重新按照程序再走一遍。这叫做“翻异别勘“。根据宋代立法，犯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南宋时改为五次，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一部分案子，已突破了法定次数的限制，一次次翻异，一次次别勘。我们再说个故事：还是孝宗淳熙年间，南康军有民妇阿梁，被控与他人合奸谋杀亲夫，判处斩刑，但阿梁“节次翻异，凡十差官斟鞫“，翻异近十次，前后审理了九年，阿梁仍不服判，最后，法官据“罪疑惟轻“原则，从轻发落，免于阿梁一死。

平心而论，宋代这套严密的司法程序，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么周密的程序一层一层走下来，如果一宗案子有疑点，被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宋太宗雍熙年间，同州有一富户，家里有一个婢女失踪了，婢女的父母找不到女儿，告到州法院。州太守命录事参军（州法院负责鞫狱的司法官）主审这个案子。恰好这录事参军“尝贷钱于富民，不获“，即向那富户借钱，被拒绝了，所以借机报复，“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富民不胜榜楚，自诬服“。录事参军将这个审讯结果报上去，录问、检法等程序都未能发现隐情，但在拟判、过厅的程序上，被拦下来了：同州推官（法官）钱若水“疑之，留其狱，数日不决“，迟迟不在判决书上签字。十几天后，钱若水才找到州太守，说，我之所以拖延此案，是私密派人去寻找那婢女，现在已找到了。案子终于真相大白，富民父子无罪释放，那个徇私枉法的录事参军大概也受到了处分。

这不是孤例。还是太宗朝，蓬州良民张道丰等三人被官府误当成劫盗，给抓了起来，知州杨全生性“悍率蒙昧“，欲判张道丰三人死罪，基本上就要定案了。但录事参军邵晔发现案子有疑点，硬是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要求杨知州核实。杨全不以为然，不过录事参军不签字，判决书便不能生效。这时张道丰等人也“呼号不服“，州法院只好将他们“系狱按验“，停止判决，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不久，真正的劫盗落网，张道丰三人无罪释放，知州杨全因“入人罪“，被削籍为民。邵晔则受到朝廷嘉奖，宋太宗赞许他：“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赐给邵晔五万贯钱，同时下诏要求各州县法官以杨全为戒。

这两宗冤案之所以得以及时发现，从人的因素来说，自然是因为遇上了富有洞察力与同情心的钱若水、邵晔；从制度的因素来说，也应承认宋代严密的司法程序、环环相扣的制衡机制确实发挥了防弊的作用。当然也不必讳言，再严密的制度在实际执行中都可能会打一个折扣（否则就不会发生池州汪青冤案了），但这套制度背后“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立法精神、“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司法原则，显然是值得肯定的。

可惜的是，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之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明朝把元人赶走，但是承袭了他们的专制政治。所以恢复了一些旧有的制度，而最不彻底的就是司法。清朝在这一点上，也完全接受了明朝的衣钵。“宋代司法制度遂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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