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些情况细细交代一番，我们便明白“亲而且近莫如福王”究竟什么意思了。换言之，从理论到现实，朱由崧都是不二之选。

六

可是，事情虽如此明了，南京的主流意见却偏偏对福王不感兴趣——东林党人公然倡议迎立潞王，还为此大搞串联；首席大臣史可法也搔首踟蹰，沉吟不决。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衮衮诸公不晓得按伦序福王当立？当然不是这样，他们对于圣贤之书滚瓜烂熟，个个是名教专家。莫非潞、福相较，此贤彼愚、良莠分明？这倒确实是一个焦点，史可法在答复马士英的信中就表示：福王则七不可，（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唯潞王讳常淓，素有贤名，虽穆宗之后，然昭穆亦不远也。[32]

这一席话，有说是史可法本人的看法（如《明季南略》），有说出于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史可法仅是将其转达给马士英（如《小腆纪年附考》）。不论如何，确有此议论；马士英后来一口咬定史可法应就此承担责任，从而给弘光政局埋下一大伏笔。

前面说，东林党是改革派，论到不拘泥于礼法，抑或将是非看得皆比礼法重，这种可能性真的未必没有。刚才所引批评福王“七不可”那段话，明显是将贤愚置于伦序之上。关键是，潞王“素有贤名”的说法是真是假？有无事实根据？查一查史料，我们意外发现，东林党人在这件事上居然撒了谎。朱常淓之贤愚，与朱由崧半斤八两、彼此彼此，顶多以五十步而笑百步。以下，是当时朝中一些中立者的亲眼所见和评论：初，上（指弘光皇帝朱由崧）既失国，咸恨不立潞王。时太常少卿张希夏奉敕奖王，独语大理寺丞李清曰：“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大理寺少卿沈胤培尝曰：“使王立而钱谦益相，其败坏与马士英何异！”[33]

张希夏受朝廷委使，与潞王直接接触，印象很一般，完全不认为“彼”（朱常淓）善于“此”（朱由崧）。这显然比东林党人并未与之打过交道而径言“素有贤名”来得靠谱。沈胤培说，假使迎立潞王而以钱谦益为宰相（既然他有首倡之功），跟福王、马士英的这组搭配比，结果其实是一样的。从钱谦益诸多表现看，事实多半将如此。直觉上我很怀疑，潞王“素有贤名”，根本是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活动家们信口胡编的，他们根本不了解潞王为人如何，目的只是为弃福王、立潞王制造舆论。兵法云“兵不厌诈”，实际上政治比打仗更不“厌诈”。虽然东林的政治大方向较正派，但具体策略肯定有虚有实，必要时并不拒绝耍手段。像潞王这样的人，被说成“素有贤名”，实在对不上号。他就是一公子哥儿，平时以“广求古玩”为嗜好，“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管护之”[34]。福王嗜酒，沉湎梨园，是个戏迷；潞王嗜古玩，喜欢围棋，是个棋迷——两者可不是半斤八两么，何来贤愚之分？或曰，皇宫里长大，一辈子除了吃喝玩乐就无事可做，哪个藩王能有例外？这倒真不一定。后来在福州即位为隆武帝的唐王朱聿键，就不这样。当然，并不是说潞王品质有多坏，他既不曾当国，我们就无从断言（其实，连朱由崧也未必有多“坏”）。然而，东林党人用以扶潞弃福的那句所谓“素有贤名”，确实只出于他们的杜撰。

七

我们原先以为东林党人不重伦序，是想择善而立，结果发现并非如此。那么，这岂不是很有些可鄙了吗？倒也不宜这样匆忙下结论。

国画《南京燕子矶头》，作者贺天健。

甲申年四月末，朱由崧渡江抵于南京，入城前泊舟于此，接受包括史可法在内的百官觐见；五月初一日离舟，在孝陵祭告朱元璋，然后入城，从东华门进入大内，正式踏上践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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