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代人一见“乞和”、“割地”，往往痛心疾首，以为大慝。但在古代，这并非想象的那样严重。古代不存在严格的国际法体系，盟誓、条约有一定约束力，可是真的加以无视和撕毁却也不算什么，没有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之类居中仲裁、估衡罪责，争端最终还是由实力来解决，我们看春秋战国间，那种不断盟会又不断毁弃的闹剧，正不知有多少。十七世纪中叶，起码在中国，依旧如此；今日予之，却不妨于条件发生变化的明天，重新夺回来。

六月二十九日召对，令人印象深刻处，不在于讨论了对满清的赔偿与割地问题，而在于对西进问题完全不提。假如明朝一面着手与满清媾和，暂屈大丈夫之所当屈，一面顺势而动，整顿兵甲、驱师西进，我们对局势的解读，尚能于消极中捕捉一丝向积极转化的因素，对未来则尚有想象的余地。那一缺失或消失，不单证实了来自满清的判断，也向历史证实，这朝廷确已自弃希望。

九

出使北京的使团，倒是很快组成了。七月初五，宣布使团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左懋第领衔，马绍愉、陈洪范为副使。临行，左懋第辞阙，痛陈：臣所望者恢复，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复之气。望陛下时时以天下为心，以先帝之仇、北京之耻为心……抚江上之黎氓，而即念河北、山东之赤子……臣更望皇上命诸臣时时以整顿士马为事，勿以臣此行为必成；即成矣，勿以此成为可恃。必能渡河而战，而后能扼河而守，而后能拱护南都于万全。[43]

分明已抱诀别之意，字字泣血，历历可见。明朝实不乏这样的忠正之臣，可惜，他们都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那种整体的隳坏，正如《左传》所言：“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44]

明朝似乎觉得，向北京派出使团，便万事大吉，重新变得无所事事，此后我们只看到一些零星记载，如七月十七日将出使名义从“款北”改为“酬北”（“款”有藐视之意）[45]，八月初四补充决定“优恤”吴三桂之父吴襄、赠其“蓟国公”[46]，九月初二“史可法请进兵恢复，诏以‘北使方行，大兵继之未便’。”[47]之外再无动静，哪怕屡有塘报报告“和议未成”[48]，包括十二月中旬使团成员陈洪范只身南归、从而确知和谈失败[49]，南京也都没有任何应对。

《左忠贞公文集》书影。

左懋第，山东莱阳人，崇祯七年进士，时任右佥都御史兼应（天）徽（州）巡抚。朝议组建使团赴北京与清和谈，无人应命，左懋第主动进奏，要求北上。后遭满清扣押，不屈被害，获誉“明末文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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