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公告地方：

叛逆不可名，忠义不可矜，毋借锄逆报私怨，毋假勤王造祸乱。[80]

既明确“叛逆”应予追究，又指出“正义”不能用以违法，一切都该分清是非，纳入法度解决。他以理性和清明，阻止了乱局蔓延。

六

江南这场骚乱，不止是一时一地的激变事件。事实上，它传递了一种重要的历史信息，在中国伦理意识和文化心理演变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此前在中国，投降现象虽不正面，却似乎未至千夫所指、切齿憎恶。汉代大儒扬雄就有这种“污点”，曾作《剧秦美新》谀王莽新朝，但当时并不为此改变对他的评价，他死时，桓谭盛赞其学“必传”，说他“文义至深”、“必度越诸子”。[81]<a href=https:///Tags_Nan/ target=_blank>三国</a>中，降来降去颇为普通，或自动降，或被劝降，或无奈而降——徐庶因孝降于曹操，即是一例。乃至还有“诈降”，把投降作为军事智慧加以运用。此外，如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降而叛，叛而再降，反反复复，一方略无愧色，另一方也宽宏大量。只要对方比自己高明，就服输愿降；如又心感不甘，却不妨翻悔……直至彻底服帖，整个过程非常坦然，丝毫不存心理负担。

也曾有因投降遭严厉制裁的例子。最著名的，大概是武帝时的汉将李陵。他于天汉二年（前99）以五千兵力，在浚稽山一带（今蒙古境内）迎击匈奴八万骑兵，终于不支，被俘、投降。“闻陵降，上怒甚。”不过，暂时亦未如何。一年多后，武帝派将军公孙敖“深入匈奴迎陵”，无功而返，却从匈奴俘虏口中得知，“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这令武帝大开杀戒，“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细辨之，武帝灭门之惩非因李陵投降，而为他胆敢训练和帮助敌军。只可惜这是错误的情报，帮助单于练兵的并非李陵，而是名叫李绪的另一降将，大概匈奴老外分不清中国人姓名，误以李绪为李陵。后来，“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李陵降敌之事，当时舆论并不以为多么可耻。太史令司马迁便公开辩护说，“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转斗千里，矢尽道穷”，“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认为他虽败犹荣，实为英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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