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子”之一方以智，“南都陷，以智徒步走江、粤，顾自是无仕宦情……放情山水，觞咏自适，与客语，不及时事。楚、粤诸将多孔炤（方孔炤，前湖广巡抚，以智父），欲迎以智督其军，以智咸拒谢之。永历三年，超拜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不拜……平乐隐，马蛟麟促以智降，乃舍妻子，为浮屠去。”[54]

钱邦芑在黔为巡抚，张献忠旧部孙可望至，他退居余庆县蒲村讲学，孙逼他出来做官，于是祝发拒之，号大错和尚，学生中追随者竟多达十一人。其《祝发记》云：“是晚，余遂祝发于小年庵……是时门下同日祝发者四人……次日祝发者又五人……时诸人争先披剃，呵禁不得，余委曲阻之，譬晓百端，余乃止。先后随余出家者，盖十有一人，因改故居为大错庵，俾诸弟子居之，共焚修焉。”[55]

尚有大批知识分子逃往海外。其中最著名的是朱舜水，本名之瑜，舜水是他的号。南都亡，东渡日本，“思乞师”，未成。邵念鲁《明遗民所知录》：“浙东败……之瑜之日本乞师……会以大定，乃留东京。自国王以下，咸师奉之。为建学，设四科，阐良知之教，日本于是始有学，国人称为‘朱夫子’。”[56]对日本文化贡献极著，旅居四十年，终葬日本。

关于明遗民流寓海外的情况，《明遗民录》无锡病骥老人《序》，提供了一些数字：尝闻之，弘光、永历间，明之宗室遗臣，渡鹿耳依延平（郑成功）者，凡八百余人，南洋诸岛中，明之遗民，涉海栖苏门答腊者，凡二千余人。[57]

这或为古代最严重的一次精英流失。以当时读书人之稀少，加上“遗民”多半身有功名，这逃往台湾或南洋的三千人，应是中国的菁华。

八

如将不入城市、逃释、不仕、避居海外诸多情形加在一块，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人才流失将达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不可能不表示文化的零落。满清一度为此窘迫，到处寻访“贤逸”，征召、拜求，却每每碰钉子，吃闭门羹。《桃花扇》剧终前，有位捕快登场：三位不知么，现在礼部上本，搜寻山林隐逸。抚按大老爷张挂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经月余，并不见一人报名。府县着忙，差俺门各处访拿，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话去。[58]

这当为真实写照。人才匮乏，当局竟至强行“拿人”，可见知识分子怎样普遍地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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