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江南拖欠钱粮不假，然而不得不拖、不得不欠，因为负担太重，根本无法完成。负担这么重，有三个原因。两种可以摆到桌面上，一种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第一，开国之初，多处用兵，南方和西部皆待大定，也即康熙上谕头一句所说：“钱粮系军国急需”。第二，江南为天下财赋所出，他省经济生产远为不如，故为朝廷所特别倚重，这倒不独清朝为然，在明代也如此。最后一条，不能拿到桌面上来，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东南乃前朝势力最顽固地区，在满清而言，加重负担乃有意为之，严苛其政以收打压、降服之效，在当地绅民而言，一方面不堪重负，一方面也确实不肯逆来顺受，有反抗情绪。总之，事情表现于赋税，实质还是政治。

对撼和冲突所以在辛丑年表面化，有其特殊原因，此即这一年，顺治朝结束而康熙朝开始。顺治皇帝虽为满清入中国后首任君主，却非所谓身怀“雄才大略”的一位，在位十八年，统治不曾达于“铁腕”程度。这也就是“遗民”处境何以一度还算宽余，不至于岌岌可危。比如刚才写到的钱谦益，反清情绪、态度乃至行为，都不甚隐晦，但状况大致平稳，有了麻烦经过疏通亦可化解（金鹤冲《年谱》所谓“多难，或以货免”）。黄宗羲是更明显的例子，他直接投身武装抗清直至顺治十年，其间虽遭满清三次通缉，但中止行动后也就不了了之，回乡从事著述至终。

辛丑正月，顺治刚刚驾崩，整个态势当即急转。继任者玄烨以八岁之龄，却显出了他父亲始终所不具备的“雄才大略”——继位仅二十天，就下达导致奏销案的新令，这是他六十一年统治生涯诸多重大决定中的第一个。从这时起，清朝将连续迎来三位“雄才大略”君主。康熙、雍正、乾隆，一个比一个铁腕。经过康、雍、乾三朝，遗民现象土崩瓦解，满清真正实现了精神思想方面的铁屋建设。

具体情节方面，还有一位煽风点火之人，他便是时任江南巡抚的朱国治。为逢迎旨意，朱国治编制了一份拖欠人员的庞大名录，其中多有虚报不实内容，“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67]康熙大怒，令“十年并征”，要将十年来拖欠的一并征缴。试想，赋税之重，一年完额都难做到，十年并征如何可能？然而，朝廷用心也许本就不在可能与不可能，而在于借题发挥、借机发难。孟森指出“以积年蒂欠取盈于一朝，本非正体”：但朝廷当日实亦有意荼毒缙绅，专与士大夫为难。[68]

或许，这便是明知所令蛮不讲理、几无可行性，却断然行之的内幕。

这点醉翁之意，借若干离奇之例，窥之益明：辛丑奏销一案，昆山叶公方霭以欠折银一厘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公盖为己亥（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及第第三人云。[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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