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任的如此狠刻，倘若尽其公职也还罢了，然自古以来，并无不贪之官吏却如狼似虎者。任维初疯狂追讨，原是借机牟利，他将追讨来的米粮克扣一部分，交付总兵吴行之卖掉，“计其所得三千余石”。“三百年来未有如维初之典守自盗者也”。消息走漏，“诸生倪用宾等，遂有哭庙之举”。

“哭庙”之“哭”，指顺治皇帝死讯到来后，地方举行的悼念活动；“庙”，即文庙、孔庙。所谓“哭庙案”，便是苏州知识界在悼念顺治皇帝的集会中发生的案件。

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部分士子从有关方面讨得文庙钥匙，举行悼念活动，“诸生踵至者百有余人”。人一多，自然聚在一起议论任维初的贪黩，群情汹然。有人似乎有备而来，拿出一张揭帖（请愿书），大家都赞同附和。于是“鸣钟伐鼓，旋至府堂”，从文庙转往官衙。当时，抚臣朱国治、道臣王纪与府县各官，刚好都在苏州。消息传出，又有上千诸生赶到，“号泣而来，欲逐任令”。朱国治“大骇”，当即下令逮捕请愿者。“众见上官怒，遂尔星散”，只抓到十一人。道臣王纪不明就里，想秉公而断，居然当真将任维初、吴行之抓来拷问，得供：“犯官到县止二月，无从得银，而抚台索馈甚急，不得已而粜粮耳。”抚台，即朱国治——原来，真正的硕鼠在这儿。

既然搞到了朱国治的头上，后果可想而知。长话短说，朱国治从王纪那偷走口供，而以伪造的掉包。同时迅速打报告给朝廷，将事件定为抗粮和惊扰先帝亡灵：总之，吴县钱粮历年逋欠，沿成旧例，稍加严比，便肆毒螯。若不显示大法，窃恐诸邑效尤，有司丧气。

一句话，这是反政府；纵容之，“邪气”上升、“正气”受挫。京师闻报，正中下怀，立遣四位满大人，“公同确议，拟罪具奏”。

案子理应于苏州处置，却临时改在江宁（南京）异地审理，“盖抚臣恐民心有变，故在江宁会审。”四月初四日起解，“任维初乘马，从而去者，披甲数骑”，与十一位诸生待遇对照鲜明：十一人各械系，每人有公差二人为解头，披甲数十骑拥之。父兄子弟往送者，止从旁睨，不能通一语。稍近，则披甲鞭子乱打，十一人行稍缓亦如之。父兄子弟见者，惟有饮泣而已。三日，到江宁，即发满洲城。任维初至则召保，日与衙役三四辈饮于市。

会审时，十一诸生起初仍以任维初贪污情节对，四位满大人斥道：“我方问谋反，尔乃以粜粮为辞耶！每人一夹棍，三十板。”朝廷只想挖掘“反动分子”，对贪官没兴趣。案子走向，开始即如此。之后，复逮七人到案，其中有才子金圣叹。四月底定谳，称：秀才倪用宾，平日不告知县任维初，乃于初二日遗诏方临，辄行纠众聚党，在举哀公所要打知县，跪递匿名揭帖。鸣钟伐鼓，招呼数千人，摇动人心，聚众倡乱，大干法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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