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动是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的，进而推广到全国，目的是想用最简易、最急切的方法改变国民的日常生活习性，也就是按照他所理解的“礼义廉耻”标准重塑国民的行为规范。当时，他雄心勃勃，要把江西造成一个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基础。这年2月19日，他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的演讲中首次提出“新生活运动”，希望从江西尤其是南昌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他心目中的“新生活”就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他概括说，所谓“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惯和本能……”，军事化的“新生活”体现在衣食住行方面，比如如何走路，以冷水洗脸，不吸烟，不擦香水，不歪戴帽子，不蓬着头发，不拖着鞋子，纽扣不能不扣，养成不随地吐痰等爱好清洁卫生的习惯。等等。
《新生活运动纲要》对礼义廉耻作了明确的解释，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后来蒋介石重新解释为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围绕着这个核心，除去不合理的生活，代之以合理的生活，使国民做到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从而达到生活合理化，以为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到了抗战时期，蒋介石把雪耻<a href=https:///tuijian/fuchou/ target=_blank>复仇</a>作为“新生活运动”的首要课题。
从一开始，这个运动就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持，蒋介石本人担任会长，宋美龄任指导长，大批高官或为指导员，或为干事。可以说，运动在国民党内得到许多人的呼应。1939年，抗战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于右任表示，由“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而养成“负责任”和“守纪律”的现代文明生活习惯，可以扫除和代替以往“萎靡、污秽、腐败、浪漫、颓唐、懒惰、豪奢、虚伪和无秩序”的野蛮生活，认为“新生活运动”推行五年以来成绩显著，特别是在民族精神方面，对于抵抗强敌人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有人把“新生活运动”看作是蒋介石寻求中国国民现代化的举措，“一国的国民惟有现代化，才配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国民能独立自由，国家才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金善宝）。
我们已无法知道，他们当年作出这些判断是否言不由衷。今天，我们能在这个运动中看到的只是返回“礼义廉耻”传统的努力，并不是一条通往现代公民之路。“新生活运动”最大的缺失就是价值错置，其中强调的那些个人生活规范，都只是为了有规矩、服从、守纪律，而没有自主地为这个社会服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这类内容，也就是说，“新生活运动”倡导的价值不是现代的，即使表面看去有一点，那也只是现代之末，而无现代之本。自清末民初以来，经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教科书，以及基督教青年会推行的公民教育，公民观念，对于受过教育的国人来说，已经并不陌生。即便国民党上台以后，塞入了一些“三民主义”的说法，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中小学公民教育状况。“新生活运动”离开公民教育，而奢望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重塑一代新国民，本质上不是要培育现代化的国民，而只是想训练听话的工具。这是权力主导的、大规模改变私人生活规范的一次尝试，完全依靠权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在公众当中并没有激起多少反响。有之，也类似于沈从文笔下人们的反应^
蒋介石少了一个“弘”字
1934年春天，在野的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巨头之一的左舜生，接到蒋介石来自杭州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当年暑假上庐山一叙。在中华书局做了十年编辑、在复旦大学教过四年书的左舜生，虽然早年就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因为信仰国家主义，而投身被外界叫作“醒狮派”的中国青年党，但始终只是一个书生，最后也是历史学家。当时，他对蒋介石的行事仅限于远距离的观察，对蒋为人的了解也都是来自传闻，所以他在直接见蒋之前，希望多一些了解，就登门拜访了熟悉蒋介石的军事学家蒋百里（方震）。
蒋百里是浙江海宁人，近代军界的前辈，在日本留学时，曾与蔡锷等并列为“士官三杰”，深受梁启超的器重。因为他做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门生遍及全国，对后起的浙江老乡蒋介石当然了解不少，因为与吴佩孚的一段关系，也曾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和疑虑。左舜生希望他能抛开个人恩怨，客观地评价一下蒋介石其人。
蒋百里在自家的客厅里点燃一根烟，徐徐吐出一串烟圈，然后很从容地说：“您这个问题很好，我从来不讲所谓个人恩怨，您知道我认识南北的高级军人很多，有少数而且是我的学生。以我观察，在今天全国高级军人中，遇着一个相当严重或复杂的问题，能以快刀斩乱麻的精神当机立断，似无一人能出蒋先生之右，今后只看他统筹全局的方略如何。”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一个人很容易为历史所支配，尤其容易为自己成功的历史所支配。蒋先生崛起黄埔，黄埔生在北伐一幕，因为主义的熏陶与精神教育的收效，表现很不错，但这究竟是打国内战争，今天一个现代的强国，对军事教育的水准，提得很高，日本一个师团长，除必须在陆军大学毕业以外。还要积有长期的资历，才能得到这样高级军职。以黄埔的课程而论，要学生指挥一个师或一个师以上的军，甚至十万二十万的方面军去从事国际战争，我还是希望蒋先生出以审慎。”他的这个判断当然是站在军事学的角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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