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天赴汉堡旅行期间］[23]

怎样解释汉堡的魅力？为什么这座城市比别的城市吸引的游客更多，更让人为之着迷？为什么当其他城市变得空虚无聊、索然无味时，汉堡总能吟唱出多元化的欢快歌曲，并且这歌声里还蕴含着对人类所有希望和恐惧的表达？我知道没有答案。我只能承认，对我而言，这座城市就像一位女神，她的存在让我充满活力。

1930年

1930年的大部分时间，凯南是在柏林度过的，他有自己的私人教师，同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学习。国务院支付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国务院的支持下，他获得了俄国革命前沙俄富裕阶层所接受的那种教育。凯南试图了解苏联的意识形态，同时建构出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入研究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和前景。大多数时候，凯南都感到生活厌倦无聊，不过他发现俄国“是一个魅力永存的地方”[24]。

● 1月18日

我要续写这本长期被弃置一旁的日记，至于为什么这样做，我也说不出缘由。首先我要保存……一封写于里加却没有寄出的信件[25]：实际上，我对驻外事务处的分支机构和国务院都极其厌恶。至于驻外事务处，只能说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有趣并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尽管不愿意承认，但商业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并超越了政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外交活动，其重要地位也就相应地下降了。因此，我不该选择继续留在欧洲负责本国的驻外事务。

当我看到这里的运作方式后，我不得不转而质问它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在此建立使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为了遵守国际惯例，和欧洲政府维持亲密关系，保持来来往往的例行交流？或者是为了维持反应迅速的情报活动，报道、解释和预测政治趋势，以便我们的政府根据这些趋势来考虑外交政策？我想这一点适合大多数欧洲使团，他们将外交重点放在与政府官员和外交使团保持亲密无间的友谊而非执行真正的外交任务上。社会威望与社交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它们真正的价值。对于一个积极参与欧洲政治斗争的国家来说，如果外交官通过私人关系能随时掌握城里一切事情的内幕，那么这样的外交官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天晚上，我听到这里的一个瑞典人盘问拉脱维亚外事办公室的一位先生，想了解当天办公室都发生了什么事，我很能体会他这么做的必要性。

但是，我们不必这么做；不管怎样，报纸上那些无足轻重的流言蜚语会随着时间的冲刷而淡化逝去，或许我们这些外交官可以获得应有的尊重，而不再被当作娱乐大众的小丑。不过，我们有自己的做事方式。我们玩桥牌，与别人的妻子跳舞，筹办宴会，表现自己，仿佛我们的生活正有赖于此，借此显示自己与这个空洞虚伪的社会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外交和政治。我们做到了，上帝可以作证。在欧洲很多国家，我们当中受尊敬的代表对当地的熟悉程度甚至要超过当地人。当地的新闻媒体为他们大唱赞歌，随之而来的是令人穷于应付的各种邀请，他们带着千篇一律的官样笑容来摆放每一个花环，赠送每一件礼物。但这些都是为了什么？我在等着看，等着看这些代表精心打造的交际圈是否对美国怀有真正的热爱。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几乎没做什么努力，没有向政府提出任何我们这个身份本应提供的有价值的东西，即使我们努力了，欧洲人也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给予回馈。能得到我们的关注，他们的确很高兴，很乐意应邀来参加宴会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但他们知道不必给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无论他们给还是不给，宴会都会照常继续。所以，对于我们的好奇心，如果还有那么一点好奇心的话，他们的回复方式是，以信心满满的语调将早晨发布给媒体的通稿再低声重复一遍，然后心满意足地拂袖长笑而去。

● 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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