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很久都没玩桥牌了，一直都没时间。”

（由于这样的原因，一个年轻男子满含泪水跳着舞步，你不觉得有些异样和尴尬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表现缺乏女人眼中男人该有的力量和自信，这一点你不明白吗？你根本不需要作为恋爱对象的女人，你需要的是慈母一样的女人，靠在她的肩头，擦干你的泪水，赞美你那脆弱的小自我，照料你那身体的小需求。胡思乱想的年轻人，你这样做真是糟糕至极，你最好马上改正，如果你不想让那姑娘难过，不想让你那横飞的泪水毁掉她的妆容，最好不要和那无人欣赏的可怜姑娘跳舞，你最好离开舞池走到外面，告诉自己，母亲身在远方，没有人能理解你，别人是否理解对你并没有多少意义。你不妨改变一下，试着去理解别人吧。）

● 5月30日，柏林

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变成了瓦洛佳[29]那样的人，向往狂热，头脑中总会蹦出以前从不会有的一些想法。我说过，我无法接受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天性懦弱，恃才傲物。

共产主义者认为西欧文明之船正在下沉，他们就像逃避灾难的老鼠那样抛弃了这艘大船，而不是留下来拯救它，让它漂浮在水面上。弃船时，他们抓住了经济调节的理论，这种理论尽管有些过时但也可能是正确的，他们希望借助这个理论纵身跨越深渊，那是人类几百年来一直努力想跨越的深渊——那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进程。他们自认为能力和智慧远远超过祖辈。他们嘲笑几个世纪以来让人困扰和烦恼的一切事情，认为祖辈们和当代多数人都是不可救药的傻瓜。我说过，我不是虔诚的教徒，但是这种亵渎文化和知识的粗鲁态度震撼了我，这是对人类世界以往一切斗争、苦痛和牺牲的莫大亵渎。我认为有一天共产主义者必将因为这些行为受到惩罚，正像一切无知、狂妄和自大都要受到惩罚一样。

我想努力陈说清楚，上述情况只适用于共产主义的国际性方面。作为一种只在苏联才出现的现象，它可能有着不同的蕴意；对苏联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是一种建设的必然发展模式。但是对我们西方来说，它只能被看作落日余晖，意味着衰退。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搞清它为什么会改变我们。我们袖手旁观停止斗争，就因为情况对我们不利？当比赛分数对自己球队不利时，足球运动员就要离开球场吗？真正的战士面对战争来袭时，应该焦灼地盘算自己到底该不该参战吗？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个人行为要合乎礼仪准则，希望这些准则能够对人类的自我完善发挥效用。这些准则与经济学无关，我们拥有这些准则不光是因为我们是资本家，还因为我们是人文主义者。单纯的经济体制变化不会把它们从我们身上带走。这有赖于我们来保存和捍卫保卫它们，不要因为它们岌岌可危就放弃掉。

伦理学家凯南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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