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9日

今天反思了上星期遇到的挫折，我想自己应该意识到，一如先前在国务院内设立专门部门，以期为外交政策的制定带来规范性和预见性的尝试一样，三年前投入运作的政策规划室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除去个人的能力不谈，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主要在于，根本不应该允许将计划职能置于国务院的掌控范围之外。制定政策是国务院的核心工作，没有一项政策能够脱离领导层的掌控而成功落地。除了国务卿，没有人能够在思想上严格地掌控这个机构。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机构之外吸取独立的意见，也可以从“特别助理”“指导顾问”或者其他顾问那里获取口头建议，但是，当这些意见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成果被记录下来，起到行动指南的作用时，执行机构——地区性的机构和功能性的机构——就不应当受到指挥系统之外的任何干扰。他们强调在政策决断时需要有效的声音；如果某个机构无法让自己的声音获得认可，那它就要谨守自己的权利，将呈交国务卿的建议削减到已经失去意义的程度，但是至少不会与其观点相背离……唯一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国务卿通过讨论概括出一项政策的基本理论背景，而后切实建立起一种教育机构，通过这个机构的努力，让这种制度循序渐进、持久稳固地植根于上上下下所有工作人员的脑海当中。

● 11月20日

如果法国不愿意……向着实现德国在欧洲地位正常化的方向迈进，如果除了德国再没有其他国家能够领导西欧走向联盟，如果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那么一切设想都是不成熟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对大陆国家而言是非常不幸的，因为那意味着他们没有机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欧洲大陆终将被德国或者苏联或者双方联合控制，也意味着美国必须拿出一项周备的政策，针对这种糟糕的现实预先做出调整。换句话说，我愿意提醒欧洲大陆国家注意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要求他们去做的事，他们因缺少决心和理解而不去照做，同时又找不到更令人满意的出路。他们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这不是我们乐意接受和坦然处之的，而是局势残酷和不容乐观的佐证，相比我们，这对他们更加不利。

● 11月21日

今天下午国务院宣布，已经联络了其他三十个国家，据推测这些国家有领事或外交官驻扎在中国。国务院请求他们向中国共产党当局提出斡旋请求，要求释放我们驻沈阳的领事安格斯·沃德。[33]我之前对国务院要发布这条公告毫不知情，所以面对随之而来的电话和询问，我有些手忙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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