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0日，迈阿密

在机场的餐厅吃过早饭，国务院的同事驱车送我去火车站。我到售票窗口改签车票，检票员是刚入职的新人，他的同事走过来，耐心地指导他遇到这类事情应该怎么处理。他们轻松而从容地对待手中的工作，又不失客观和尊严，这是我们美国人典型的工作态度。眼前这件不起眼的小事体现出的基本信任、得体礼仪以及二者的常态化触动了我，我作为旅客，从紧张混乱的外部世界走进这里，体验到天堂般的安宁，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我走向站台，刚才那鼓舞人心的场景，让我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和幸福再次认同美国世界。它风雨无阻地以一种最高贵和优秀的姿态面对着这个世界。

● 6月10日，普林斯顿

虽然极不情愿，但作为一种自律方式，我还是强迫自己继续写日记。生活很多时候就是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但由于我即将辞去政府部门的职务，还是有必要从思想方面进行自我强化训练：付出更大的努力，获得内心的宁静，排除外界的干扰。做不到这些，一切都无从谈起……

午饭后，我们前往普林斯顿。我准备在那里停留一天，参加同学聚会。在午后灼热的空气中开车绕了无数圈后，终于在下午三点左右找到了1925届毕业生的聚会地点，它隐藏在前程街的一家餐饮俱乐部里。一个体格健壮的大学生在接待来宾，他在名单上核对我的名字，然后冷静地要求我支付七十五美元。我惊出了一身汗，我根本没有带那么多钱。我怎么也没料到聚会费用竟然高达七十五美元。我溜走了，整理好惊慌的情绪回到研究所[42]，奥本[43]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安排华盛顿的办公室发出一份电报，表达因故不能出席同学聚会的遗憾之情。

[在政府中影响力下降让凯南心灰意冷，他决定辞去工作。但是从下面的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政府能将最尊贵的驻英大使头衔授予他，凯南还是愿意继续留下来的。不过，与国务卿艾奇逊关系密切的副国务卿詹姆斯·韦伯似乎并不急于促成这件事。驻伦敦大使是一个肥缺，通常会授予富有的政治捐款人，比如商人沃尔特·吉福德（Walter S. Gifford），他成功取代路易斯·威廉姆斯·道格拉斯（Lewis Williams Douglas）坐上了大使的位子。］● 6月14日，华盛顿开了很长时间的会讨论心理战。会后我找到韦伯，他依然希望我能够三思而后行，他说我很快就会厌倦外面的生活而渴望重返国务院，还说出于这个原因，他会暂时为我保留这个职位，等我回来。我说我真的认为此时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并打算至少教完一个学年的课。至于远期计划，当然取决于他们到底能如何让我发挥作用。我唯一提请他留意的是，如果真的找不到适合的人选接替道格拉斯在伦敦的位子，我愿意去，因为我不想让这样一个尊贵而重要的职位闲置或被滥用。关于这一点，我以前向韦伯提过。韦伯先生说他已经跟国务卿说过此事，不过他们认为这个位置叫价太高，我恐怕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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