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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接受宾夕法尼亚州律师协会的邀请，于1月16日在斯克兰顿（Scranton）召开的年会上发表演讲，谈了我对美苏关系的看法。我之所以接受邀请，主要是考虑到新一届政府压根儿没打算就这些问题跟我联系。哪怕我能找到一个理由，相信新政府打算征求我的意见，或者他们会通过任何途径与我交流一下，我都很愿意向杜勒斯先生和艾奇逊先生详细讲述我的观点，并根据他们的需要予以调整。但他们没有任何意向与我探讨这些问题，我也找不到理由这样做。因此，除非借助律师协会年会这个平台，否则未来的日子里，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了，后来证明，我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斯大林罹患恶疾，不久之后就传来他病逝的消息。我当然很想知道在这种危急时刻，华盛顿是否会邀请我去磋商。斯大林病危的消息最早在星期三早晨公布，然而一直等到星期五，我才接到政府的召唤。是波伦给我打的电话，大意是想跟我谈谈斯大林去世可能导致的形势变化，并要求我尽快赶往华盛顿。

3月7日，星期六，我从波士顿乘晚班火车到达华盛顿，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同波伦谈话，他说他还没听到关于政府如何安置我的消息。下午他带着我去拜访了艾伦·杜勒斯，美国中央情报局现任负责人。我们就斯大林病逝可能带来的局势变化做了简短讨论。然后，我乘坐下午的火车回到了东柏林。[18]

3月9日，星期一，总统的特别助理、专门负责冷战相关事务的杰克逊先生（C.D. Jackson）打电话找我。我与他的办公室人员约好第二天去华盛顿见面。

当天晚上我到了华盛顿。第二天上午先是接到中央情报局雷蒙德·桑塔格博士（Dr. Raymond Sontag）的电话，他请求我继续担任中情局的临时顾问，就像我之前在普林斯顿时一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之前我是怀着质疑勉强同意加入杰克逊委员会（总统的国际情报活动委员会）的，它目前正在代表新一届政府研究心理战。现在，我只能以级别较低的工作人员身份为政府提供建议。面对这种情况，我想我最好请求官方正式明确我的身份和地位，同时再次请求公布有关我未来职务的信息……

3月10日下午两点半，我拜访了杰克逊先生，他提出了他关心的问题，并且向我征求建议。我跟他说，我在新政府中的职务还完全没有明确；我已经有五个月没有看到任何官方文件并发表看法了，因此我主要是从报纸上了解目前的态势；对于如何理解新政府的政策，我没有机会得到大家的指教；我也无法以任何形式代表国务院发言；因此我觉得我没有资格给他任何建议。他说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会将我的意见当成仅针对他所说内容而发表的个人见解。在此基础之上，我谈了谈自己的看法。

在我离开之前，他说关于我任职一事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他不相信总统对我的印象会像我想象的那样；他建议我找杜勒斯先生谈一谈，看看能不能把事情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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