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奏折说明了新充行商之难。到道光九年时，“止存怡和等七行，其余六家或因不善经营，或因资本消乏，陆续闭歇”。[15]事情已到了旧行商日少，新行商不添的程度。而“数年以来，夷船日多，税课日旺，而行户反日少，买卖事繁，料理难于周到，势不能不用行伙。于是走私漏税，勾串分肥，其弊百出”。[16]因此，经道光帝批准，更改嘉庆十八年成法，著一、二保商取保，即可充任试办。十余年来，对于新充行商的规定，走了一个回头路。

道光十七年（1837），广州参加公行的洋商数目又趋回升，达到十三家旧观。但新充的行商，试办而不愿报部出结，并不认真执行规定。如“新充之仁和行商潘文海，试办已历七年，屡催未据出结咨部；又孚泰行商易元昌、东昌行商罗福泰，暨新充尚未列册达部之安昌行商容有光，试办或届二年，或逾一年不等[17]甚至“交通匪类，资本不充等弊”时有发生。所以这一年又规定“不必限年试办”，回复到“总散各商联名保结”的老路。

从一、二家保结，到总散各商联保，这是肯定之否定；从总散各商联保取消，回复到一、二家保结，又取消一、二家保结，回复到总散各商联保，这是否定之否定。可以看到，这根曲线的每一个片段，都反映了对外贸易的垄断和反垄断斗争。只是这两个矛盾着的侧面，都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都是服从于整个闭关政策的政治前提。

第三，公行商人具有亦官亦商的身份。

从他们是清政府对外贸易的主要经手人这一点看，他们是商人，是由官方认可允许与外商贸易的特殊身份的商人。经商是他们的本职。他们是各有各的主顾，各行负责各自联系的外国商人。商人所有的尔虞我诈的品质，理所当然地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因而公行并不是一个组织紧密团结一致的团体。

从他们是清政府与外人交往的中介这一点看，他们又具有代表中国政府的身份。对清政府，他们是民；对洋人，他们具有官的力量。这种亦官亦商的身份，使公行商人在对外关系中拥有一般商人不可能具有的权力。这表现在他们负责洋商向海关报税纳税，负责向洋商通知海关税率的变动，照管洋商按政府规定的防范章程办事，传达政府对洋商的指示和负责办理洋商出入广州的护照等。这些权力使行商成了清政府用来隔绝中国人与洋人交往的看门狗，并且代替了粤海关监督在行使管理外商时的行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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