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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防范外夷规条》共五点，其内容是：1.“夷商在省住冬，永行禁止”。

规定外商在广州的贸易事务完成后，即行回国，若账目未清，亦应回澳门居住。原来，西方各国在19世纪初叶以前，航海商船大都是帆船，蒸汽动力的船只尚未出现。这种大型木帆船航速很慢而且必须顺风顺势。从欧洲到东方，往往需要乘二月开始的季候风，航行约四个月左右才能到达中国，回帆时须乘九十月间的东北季候风，顺风西向。所以，外国商舶来华贸易，一般都在五六月间到达广东海面，从这时起到九十月间是双方贸易季节。九十月开始刮东北季候风时，外船结束贸易，回帆西去。根据这一天时条件，清初规定外舶在广州贸易期为当年五月至十月，超期若货物未了，账目未清，外人可在澳门过冬，但不准勾留广州。延至乾隆中叶，“各国夷商多有藉称货物未销，行欠不清，将本船及已置之货，交予别商，押带回国，该夷商仍复留寓粤省”。[22]不准在省住冬的规定已无形瓦解。李侍尧章程，即是对这一禁令的重申。

2.“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

中国自唐代以来，洋商到粤，向有专居处所。唐代在广州城外设有“蕃坊”；宋沿旧制。《萍州可谈》卷二云：“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元时不知其制。明代则有怀远驿之设。清初开海贸易后，洋商到粤，其大班、二班得停居十三行。《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称：“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泊，即明于怀远驿旁建屋一百二十间以居蕃人之遗制。”但自康、雍至乾隆的近百年内，情况也已发生变化，有人将自己的房屋出租，或置买已歇业的洋行旧址，精工改建，“招诱夷商投寓”；交易买卖，“亦有多不经行商通事之手，无稽店户，私行到馆，诱骗交易，走漏税饷，无弊不作”。种种情况，大违清政府严禁民人和洋人接触的忌讳。李侍尧认为必须加以重申。因之，在这一条中，规定了：“非开张洋行之家，不许寓歇夷人”，杜绝洋行以外商人与外商接触；“夷商随带蕃厮，不得过五名，一切凶械火器，不许携带进省”，限制大量外国人进入广州口岸，以防不测；“毋许汉奸出入夷馆，结交引诱，即买卖货物，亦令行商经手，方许贸易”，授予行商专营对外贸易的特权；“如夷商有置买货物等事，必须出行，该通事、行商亦必亲自随行”，对外商行动加以严密控制，行商也就成了“保商”。

于是洋人到粤，只能住在十三行的行馆里，他们的买卖交易，即在行馆内租屋开设的商馆进行。这样，中国人开设的洋行，与外国人开设的商馆（亦称洋行、夷馆）合二而一，都在广州城外十三洋行街内。

3.“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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