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防范外夷条规》完全是政治性的。它是清政府防止汉人与洋人结纳的思想指导下的产物。《防范外夷条规》使广州一口通商原则更趋完善，它与公行制度相互奥援，清代的闭关政策趋于制度化了。

但是《防范外夷条规》并不能真正起到防范作用。随着清王朝由盛转衰，外国资本主义商人对“条规”的违犯愈来愈严重，清政府不得不再次、三次、四次地修改条规，发布新的防范章程。

嘉庆十四年（1809），两广总督百龄、粤海关监督常显，拟呈《民夷交易章程》六条，送清廷审议，除第六条驳回外，余皆依议，经嘉庆帝批准执行。这是闭关史上的第二个防范章程。其主要内容为：1.“外夷兵船应停泊外洋”；

2.“夷商不准在澳逗留”；

3.“澳内华夷分别稽查”；

4.“夷船引水人等宜责令澳门同知给发牌照”；5.“夷商买办人等宜责成地方官填选承充，随时严查”。

这个章程，挂着贸易的招牌，实质上仍是突出一个“禁”字，对华洋实行政治性隔离措施，但比之李侍尧的《防范外夷规条》涉及面广泛，不仅涉及广州，而且涉及澳门；不仅涉及洋商，而且涉及中国方面的办事人员。

这个章程颁布实行后23年，即道光十一年（1831），两广总督李鸿宾、粤海关监督中祥，又提出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作为对洋商违规犯法的新约束。这个闭关史上的第三个法令，在中外关系史上屡次被外人提及，对它的具文性质讽刺得也最多，其主要内容有：1.洋商进口后，居住商馆，不许夷商擅自出入商馆；2.夷商不准携带夷妇至省居住，违者即停其买卖，押令回澳；夷人不准在省乘轿上岸，并禁华人代雇肩舆；3.夷人不准偷运枪炮进省；

4.允许买办代夷商雇请民人服役；

5.英商若需投禀总督衙门，必须交总商或保商代递，不准夷人至城门口自投，倘总商、保商不愿代递，方准一、二夷人携禀至城门口交营员接交；6.借贷夷商银两应杜拖欠弊端；

7.夷商不必拘九十月间回国老例，一经销货完毕，不论何时均应随船回国或往澳门居住；8.英吉利国公司船户驾船往来，及夷商货船领牌出口，均应遵定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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