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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措施算缗和告缗则是直接向资本家开刀。算缗是征收财产税，让资本家自报财产，然后分别收财产税。收多少呢？收百分之十，二千钱，就是二缗，收一算，一算为二百文。要是资本家不肯如实上报财产，隐瞒、转移资本，怎么办呢？还有告缗，就是提倡大家告发，被告的人，如果查证属实，财产全部没收，本人充军一年，告发者能拿到这个财产的一半。这个甜头大啊，而且如何证明告发是否属实呢？靠官府的十大酷刑。如果不属实，告发者会不会有惩罚呢？不知道，自古告密者，惩罚总是很小的。所以结果也如大家所料，“中家以上大抵遇告”，政府“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这四大措施就像四大组合拳，招招击向资本家的命门，把资本家的钱弄到了官府和朝廷，从而成功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朝廷有钱打仗了，官员有钱发奖金了。但是除了已经失去话语权的资本家，有没有反对的呢？

73．中国模式

前工业时代，政府的收入通常不会太高，政府的规模通常不会太大，基本上中央就是皇室与侍臣，地方上要么干脆就是封建领主，层层附庸，和周朝似的封建制度，要么就是些总督啊亲王啊之类的，也是一群土皇帝。有时也会派一些官员下去，但都是国君的亲戚、兄弟，或功臣、大贵族，很少有什么县令市长，更很少有任期制，更很少能做到从平民中选拔绝大部分官员，更不可能对成千上万的官员发薪水，做考核。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财政，支撑不了一个完全的文官政府。

不过西方不亮东方亮，在中国，汉武之后，文官阶层蒸蒸日上。到科举制大兴之后，从最顶层到最基层，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从平民中公平公开的选拔，由中央考核，由中央发薪水，有任期，有制度，有淘汰，与现代社会别无二致。这实在是一种奇迹。毕竟这么多官员的薪水，不是一个小数目，通常都在千万贯钱或千万两白银的级别。

为什么能维持这种制度，有很多原因。比如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种国家机器，让资产阶级任何时候都无法挑战，稍稍冒一点儿头儿，就会被打击。比如郡县制度，让政府能控制到社会的最基层，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比如汉代的造纸术，唐宋的印刷术，儒家的教育术，造就了一个智识阶层。比如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个可比那个什么“治水社会”合理多了，没有哪两个村子会为了灌溉自愿合并，相反他们还会争水，但他们却可能为了强大的单独无法对付的外敌，长久地联合在一起。但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从汉武帝时形成的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这个制度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他们有钱哪，有着最为庞大的中央财政呢，而且是在长期保持百分之十以下的名义税率的基础上做到的。毕竟前工业时代，主要的产业就是种植业，光种田能种出多少财富？如果胡乱增加农业税收，可是会造反的，如果不增加农业税收，又哪里有那么多的中央财政呢？不过中国有办法。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很多年后又有一句话，“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动农业的税收，从工商业着手。农业求稳，工业求富，商业求活。搞市场经济、劳动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全面放开，什么都可以交易。但同时又是管制经济，官府什么都可以管，你生意做得大可以管，你摊位没摆对地方可以管，你卖的东西价格不对也可以管。但又都是可以管，不是一定要管，也可以今天管，明天不管，也可以对他不管，对你管，也可以表面管，实际不管，也可以大的管，小的不管，也可以小的不管，大的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种事情，你懂的。

经济不景气了，就把政策放开一点，放手让资本家赚钱，就搞私有化，甚至一些国家的东西都可以放开，都可以让资本家去经营。经济景气了，资本家赚得够了，再把政策收收，搞搞国有化，官府就又有钱了。羊要等羊毛养长才能剪，猪要养肥了才能杀。暴利行业，一定要由国家垄断，其他的小钱嘛，可以让资本家赚赚，不过如果真碰到那种天才，在小道中也能挣到大钱，富可敌国，那也要打击一下“豪强”，毕竟咱要维护公平，不能贫富差距太大不是？利用市场经济的财富增殖能力，再利用国家机器把这些财富集中起来，“利出一孔”，就是前工业时代，也能有足够的中央财政，去养兵百万，养官十万了。此之谓前工业时代的“中国模式”。

这种模式，好处是显然的，在生产力还是很低的情况下，让中国两千年之间，一直是世界上最富的地区之一。而且也够强，虽然也有过两次异族征服，但你看看其他地区，异族征服？那算是好的，亡国灭种都多少次了。印度，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异族入侵，而且都把原住民打成最低最低的种姓。英国人、凯尔特人、罗马人、维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那个热闹啊，征服者甚至拥有初夜权。就不提美索不达米亚了，数不过来。而在中国，从秦到清，对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优势的时间，至少与占据劣势的时间，相差不是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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