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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正方所料，这番话果然打中了反方的七寸。反方接下来的应对就比较牵强。反方先后两次引用了孔子的话，什么“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啦，什么“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啦，先说如果施行仁义，可以无敌于天下，又说如果施行仁义，人民过得幸福，匈奴人民也希望过得幸福啊，为什么非要打打杀杀呢？而你们，迷信武力，打来打去，你又不能把草原上那些人杀光，今天打了明天还来，能解决啥问题呢？无非是劳民伤财罢了。

这话同样很有道理，可能不能实行，也在未知之列。因为那种理想的国际关系，在冷兵器时代，还没有出现，施行仁义，能不能让汉朝和匈奴从此和平相处，谁也不知道。但正方也不好反驳就是不行哪，一反驳，那个觉悟就给比下去了。所以正方虚晃一枪，接着说这是为了拼经济。

正方说啦，为什么要搞盐铁酒官营和均输呢？这是为了发展经济，拉动内需。什么叫本，什么叫末，农业是根本，工商业就不是根本了么，没有制造业，农具都没有，刀耕火种，农业的生产力怎么能提高呢？没有商业，怎么能互通有无呢？所以哪样都不能少，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盐铁酒专卖和均输不能停，停了朝廷还怎么拉动内需，还怎么能发挥经济杠杆作用，调节市场？

正方抛出的这个观点其实有很多问题，稍稍读过点亚当·斯密或马歇尔的同学都能马上指出，官营工商业会利用权力带来垄断，而垄断有害经济。不过也许是因为反方中缺少一个读过亚当·斯密的穿越者，也许是因为在前面唱高调唱得太多，现在不好拉下层次来跟反方谈钱，谈怎么才能让大家有钱，所以反方还是反反复复地说，不能示民以利，要示民以德，工商业不必太重视，等等。

结果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明明是在损害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明明是在压制资产阶级，却扮演出一个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身份，鼓吹大力发展工商业；而另一方明明是在保护资本家的利益，明明是在维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却偏说要崇本抑末，重农轻商。这种身份错位，怎一个乱字了得！

这种身份错位显然对反方不利，因为工商业的确有用，的确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反方的有力武器给正方用了，自己一味务虚，哪能有什么出路？因为谈到了经济，孔子孟子们的话就不太适用，所以正反方都请来了外援。正方请的管仲，很牛逼的人物，重商主义的理论者和实践者；反方呢，请来的是老子。本来请老子也没什么不对，先秦诸子里，最能与亚当·斯密有共同语言的，就是老子啦，无非是政府不要干涉，越干涉老百姓越穷之类。可反方起始的调子定得太高，所以居然没有用老子的不干涉主义，而是用了老子的清心寡欲主义，什么人之所以觉得自己穷，是因为心里的欲望太多，欲望越多，越难以满足，越难以满足，社会就越匮乏之类。正方当然就是拿管子的那套理论来证明欲望是合理的，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之类。

这一番奇怪的较量，硬是把反方逼到了死胡同，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儿，盐铁酒官营和均输，这和富民有毛关系啊？所以反方被逼之下，只好弃虚就实，论证这些政策并不能富民。为什么呢？

“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你说你搞的均输吧，人家明明只种地不产钱，你不收粮只收钱，结果人家为了交钱把粮食贱卖，而你们却按一年中最高价来收税赋，这不是增加人民负担吗？“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再说平准吧，官府见到便宜的东西就买，结果老百姓好不容易等到物价降下来，东西给官府收去了，只好花高价买，等到价格高得不能再高时，官府放出东西来了，你说这是为民谋利，还是向民取利呢？买东西被商人坑了还可以告状，被官府坑了，只能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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