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这才意识到李应机乃是皇上派出的亲信，来时想好的一通坏话也说不出来了，愕然中，将“密疏”呈上。真宗拆封，认真看了一遍，不断点头称善。又问：“李应机在益州治理地方，怎么样啊？”“走马”已经不敢编派坏话，反过来说了一番称誉的好话。真宗对“走马”说：“你回去告诉李应机：他所上奏的意见都很好，朝廷就要施行。如果还有其他意见，尽力传来我看。蜀中无事时，很快就会召他回京了。”

不久，李应机回京，再次得到提拔，几年中，成为朝廷显官。

但李应机为官虽然“强敏”，刚猛强健，机智敏捷，却有贪财的恶习，而且行事多处现出权诈之象。这些，也被真宗看在眼里，所以渐渐疏远了他。

“和气”的赵恒很希望能有“猛士”来守四方，敢惩罚王府小吏的李应机，似乎很有点“猛士”范儿，于是得到重用。但一旦发现这类“猛士”存在道德上的缺陷，他就不再欣赏。真宗不是“事当务实”的功利主义者，而是“天下为公”的道义主义者。（“事当务实”，是五代名臣冯道语录，此语曾被王夫之痛贬，详见《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

缉盗三害

咸平五年（1002），这是真宗登基之后的第五个年头，指挥使马翰请求缉捕在京的“群贼”。真宗对辅臣们说：“我过去做开封尹，听说马翰以缉捕贼盗为名，结果反生出‘三害’来：民中豪富怕他‘纠察’，于是经常厚厚地贿赂他，这是一害。每一次抓住贼盗，收缴贼赃，他都会报一个足以让贼盗判处死刑的上限之数，送官；多余的贼赃，都被他独吞，这是二害。他因此经常蓄养着十几个无赖，到各处去‘侦查扰人’，这是三害。但是因为马翰的这些事还没有显著败露，因此还不能就罢免他。从今以后，捕获贼盗之事，只委托开封府有司来做，不要让马翰参与其事。”

这一则故实中，蕴含的军政信息相当细密，治史，自可从中寻绎端倪。这里至少可以看到，即使法网恢恢，也总有顽劣宵小之辈，以“寻租”为手段，危及民生。就人性之贪婪而言，古今以来的“小人”并无太大差别。但凡是危及民生之人，一旦劣迹昭彰，帝国必行抑制之法；当其并未昭彰之时，帝国则尽力“曲突徙薪，预为之防”。

“诛斩贼盗，捕获叛亡”，是《千字文》中的句子。这种行为，几乎在所有文明邦国都被视为必须实施的治理要素。真宗的优异之处在于，他知道“兴一利”时，往往会“有一害”，如果只注重“缉捕”群盗，则官员因此而谋取私欲利益之手段，就会乘虚而入。

但帝国在官员没有显著大恶时，往往采用“优容”政策，尽力不去“法办”，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做“新民”。真宗在朝堂与诸辅臣说这个话，就是要传导给马翰听，激发起他的羞耻之心。帝国在尽力“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从五代走来的大宋帝国，对道义建国有自觉性。

“曲突徙薪，预为之防”，是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基本国策。

“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是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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