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任君主就是耶律隆绪。他在萧太后的辅佐下，年幼登基，从小就听从萧太后“宜宽法律”的教导。长大后，他在群臣的辅佐下，又更改了十几条不合理的法律条文。此前，汉人与契丹人纠纷，或互相殴打，有人致死，草原刑法往往偏袒契丹一方，耶律隆绪开始一碗水端平，同等法律处理。旧法，契丹官员子弟与普通草民犯同样罪，前者治罪轻、后者治罪重，耶律隆绪也下令，按照同一法条处理。

这是契丹法制史上的圣贤之光，也是趋近法律本质的典型制度。用耶律隆绪自己的话说，就是：“若贵贱异法，则怨必生。夫小民犯事，必不能动有司以达于朝，惟内族、外戚多恃恩行贿，以图苟免，如是则法废矣。”

如果当事人因为贵贱不同，就施用不同的刑法，那一定会生出人间戾气。小民犯法，很难惊动有关部门上达朝廷，只有皇亲国戚，大多仗恃着皇族恩宠可以贿赂上下，希望借此免掉惩罚。如果这样，法律就可以废弃了。

所以，契丹的“耶律隆绪时代”是很得草原人心的“好时代”，甚至很多逃亡到大宋的契丹人，闻听契丹“德政”之后，也纷纷“回国”效力，耶律隆绪践祚之初，就有千余户人从大宋回到契丹。而耶律隆绪也给予了“诏令抚慰”。

契丹是一个奉行“殉葬”的国度。耶律隆绪的父亲耶律贤下葬时，还殉葬了两个人，一个近幸、一个伶人。但在耶律隆绪死后，渤海人挞马解里认为“受先帝厚恩”，自动请求“殉葬”时，继任者则没有允许。从耶律隆绪之后，已经很少有殉葬的记录。

契丹，就这样，在耶律隆绪时代，切近了文明。

草原帝国，因此获得了部落联盟的凝聚力。

而耶律隆绪对汉人士大夫的大量起用，也让契丹对中原的传统惯性和政治态势了如指掌；开科取士制度，让汉人士大夫有了前途期待和价值认同。南北院的分治，更笼络了境内汉人庶民。这样，就使契丹在政治管理和国家生态方面，在孔子旗帜下，有了与大宋的同态文化竞争性。

宋真宗时代的契丹，这一片广袤的北中国大地，已经不是“野蛮的草原帝国”，而是带有“衣冠倾向”的异族管辖区域。

耶律隆绪时代的后期名将萧挞凛，曾为契丹国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他曾经在宋太宗时代，擒杀过杨业杨老令公。史称此人“有机勇，所将皆精锐”，是继契丹“战神”耶律休哥之后，又一个对战争有天才感觉的人物。后来契丹不断地侵扰大宋，此人既是主将也是主谋。

更让大宋头痛的是，在耶律隆绪之上，契丹还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萧绰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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