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当初以寿王的身份做开封市长时，召毕士安为判官。从此真宗也知道了他的才干。等到真宗践祚，就任命毕士安做了开封市长。当时真宗身边的近臣，有人借着皇宫的势力，强取民间已经订婚的女人。此事被民女告到开封府。毕士安赶紧向真宗奏对，要求归还民女。史称“还之”。这个近臣史上不载，不知何人，显然有些势力。因为此事之后，随即有攀附近臣的官员为了讨好近臣，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在真宗面前诋毁毕士安。毕士安看清了局势，不屑于和这种人“斗法”，于是要求解除府事。真宗也认为他也许更适合居于清要之职，答应下来，毕士安做了礼部侍郎，再做翰林学士。

真宗很欣赏毕士安，每当朝官有人外放时，就要毕士安代替皇上对外放官员来一番“戒勖”，告诫、勉励。

当时正在选官校勘古籍，包括《三国志》《晋书》《唐书》等。于是有一些富有“道德癖”的小儒上书，认为西晋、东晋很多卑鄙、丑恶的故实，不宜于刻书流行世间。

此事甚大。小儒们的意见一旦被皇上采纳，诏令于馆阁文士间，那与“焚书”之害恐怕相去不远，更与抽毁古籍做成“洁本”的《四库全书》一案，具有了相同的文化浩劫性质。大宋，当此之际，成为一个“严重时刻”。

而真宗，也正在以道义治天下。小儒们的这个意见甚至打动了他。但是他还吃不准，于是来问宰辅。毕士安回应得正大而又机智，他说：“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

史书上记录的恶事，足以警戒天下；史书上记录的善事，足以鼓励后人。善恶之事，孔子修《春秋》并不删汰，同样载诸典籍。

一番话，真宗大悟。于是下诏刊刻。

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国志》《晋书》《旧唐书》等，就是这样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史上不乏各类破毁文物、经籍与传统的激进主义者，我称此类人物为“文化罪人”；史上也不乏各类看守文物、经籍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我称此类人物为“文化恩人”。毕士安此举当得“文化恩人”的称誉。

史称毕士安“端方沉雅”，为人端庄、正直、沉静、优雅，有清醒理性认识，低调含蓄而又风流倜傥，风采俊美，善于谈吐。做官却被人称颂为“严正”，严肃而又公正。好读书，晚年时老眼昏花，仍然读书不辍，还亲自校订书籍错误，有时就缮抄副本。文章写得也好，留下文集三十卷。与人交游不树立朋党，但前辈名流吕端、王佑却非常推重他，而他的好友也不过寇准、杨亿几个人，门生只有王禹偁、陈彭年等。他死以后，家无太多积蓄。

我曾说，古来大见识有二，一为识英雄于微时，一为料终局于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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