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出现了劫匪，被抓起来，送入右军巡狱。还没有审讯完毕，劫匪的同伙也被抓起来了。不料这一伙劫匪很是嚣张，互相见面之后，就戴着枷锁互相打斗，忽然开始攻击狱卒，准备越狱。狱吏几乎无法禁止，就一面搜捕，一面向留守赵元份汇报。京师于是动用了公安警捕系统，将这一伙劫匪全部控制住，送到开封府去。但在押送罪犯之前，主事的官吏担心他们再次逃亡，就将他们的“足”一个个折断。

材料报到留守这里。

赵元份一开始听说案由、狱词，就非常害怕，史称“怖甚”；又不忍主事官吏的“酷法”，“遂惊悸，暴得疾”，于是在惊恐中得了急病。

真宗闻讯，只好召参知政事王旦从澶渊赶紧先回京师，“权东京留守事”，临时代理京师留守。

而赵元份就此辞世，享年只有三十七岁。

大宋帝国的历代君王，没有狠戾之人。所以，王超“违诏”，导致契丹南下直抵澶渊北城，这么大的抗旨之罪，真宗并没有治罪于他，甚至都没有责备他，甚至还给了他一个节度使的职务去颐养天年。

而契丹，很早就认识到宋师“各自为战”的特点，甚至，也可能猜度出了王超的用心，就像当初猜度出了傅潜的用心一样，或者，也许像当年耶律德光猜度出了杜重威的用心一样，于是，可以在屡次小败之后，不畏惧宋师，于是“敌势益炽”，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居然率领草原大军在定州五十里远，望都之东的阳城淀，临水驻扎。这就几乎相当于在宋师前线总部的眼皮底下睡大觉。而王超确实诡异——他不动。诸将劝他，他也不动，似乎就等着契丹继续南下。

果然，在此地，契丹得到休整，随后，这一支主力“举国入寇”。

“澶渊之盟”前的最后一战，“澶渊之战”开始了。

敌情紧迫！一天之中有五次告急文书传到开封。诏令王超率兵返回澶州，却恐怖得没有消息。朝廷召大将回阙拱卫京畿而无动静，内外不免有了忧惧，而草原骑兵正在向天雄军、澶渊浩荡开来。

情报显示，契丹这一次兵势之盛，异于往时。

寇准已经与毕士安“议决”御驾亲征，但时任参知政事的王钦若却感到害怕，秘密地劝谏真宗避开敌人锋芒，暂时躲到金陵去。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则主张皇上西幸，到成都去。如此，可以万无一失，而后，再作打算。

真宗也有了动摇，觉得河北前线原先的布防等于失效，王超主力不在，前途似吉凶莫测。但他想起“能断大事”的寇准，就来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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