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拥立君主，是为了能有利益。现在戎狄之所以来我豳地攻战，就是想要我的土地和人民。人民在我这里，和在他们那里，有什么不一样吗？现在人民为了我的缘故要打仗，打仗就是杀人，杀了别人从军的父子，而我再去做这些人的君主，我不忍这么做。

说罢，带着自己的族属，翻越了几座山几条河，几百里路，在岐山下找到一块地方，命名为“周原”，开始重新经营。从此中国有了“周部族”。

豳人“举国扶老携幼”（按：“扶老携幼”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里），跟着古公迁徙的人有三千乘。其他别的小国听说古公这么仁义，也多来归附。很快，在岐山脚下，成为有三千户人家的聚落。

古公亶父离开豳地之后，最重要的大事是“贬戎狄之俗”，完全摒弃在豳地时还沾染的狄人习俗，以“衣冠文明”精神，开始“营筑城郭室屋”，这样就从“游牧”性质转化为“农耕”性质，并开始设立“五官有司”，按照文官制度管理这个迁徙而来的族群。史称“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从此，中原文明开始在“周族”推演下，经由三代人的时间，到周公时“制礼作乐”，完成了中原“礼乐文化”的文明更化。周王朝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华夏以“礼乐文化”为特色的三千年政治文明大格局。“礼乐文化”或“礼乐制度”成为中原与异族的文明竞争中凸显的文化身份识别标志。而这一切，从地缘政治而言，源于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由“豳地”向“周原”的一次文化大迁徙。

这一段故实，在中国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上均有重大意义。它成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案例。远古土地为君王所有，到春秋时形成土地私有。在土地私有之前，古公亶父如此宣称“社稷”“宗庙”与“周民”之关系，可以看成“天下为公”的古典模型。犹如摩西当初带着“上帝的子民”“走出埃及”到西奈半岛；古公亶父身后的“三千乘”，是自愿跟随他“走出豳地”到岐山脚下的“周族子民”。

远古中国的这一次仁爱文明大迁徙，预表了以“尊生”为核心诉求的“天下为公”的价值观。而“尊生”正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视人为工具”的价值理性所在。

赵孚向太宗赵炅讲述这两个故实，并期待他能效法。今天看，这两个故实事实上预表了两种模型。

唐太祖李渊“卑辞降礼”，是隐忍中等待机缘，符合圣贤“大复仇”理念，是一种政治征服缓期战略。

周古公亶父“走出豳地”，是委屈中维护和平，符合圣贤“施仁政”理念，是一种文化推演渐进战略。

中国，在地缘困境中，这是两个值得继续向纵深剖析的“意义组团”。它将给予后人足够的智慧和心性。而那种血脉偾张的即时性冲动、豪迈与激情，事实上是最为廉价的道德放纵。

祸国祸民，往往就在举国激愤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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