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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明洪武、天启时比，晚明确对民间私财有觊觎。

洪武时，有庶民耕地得到黄金，地方官将此献给朝廷，朱元璋说：“庶民得到的黄金，朕有啊！太没有意思了！”于是不要。天启时，兵部主事詹以晋要求将一座废弃的灵鹫寺所存的田亩变价卖了，修建寺庙。当时在权阉魏忠贤把持下的天启帝，也不高兴这么做，认为这是“垂涎贱价，规夺寺业”，下诏，将詹以晋削籍为民。顾炎武评论道：“以权阉之世，而下有此论，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犹存矣！”他赞赏了天启帝的决定，认为这种决定几乎就是传说中的夏商周三代的正道遗存。

宋人苏洵有名篇《辨奸论》，文中有言：“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凡是做事行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恶大邪恶的。私有财产，按照人情，皆有保爱之心，以崇高名义捐赠，在信仰缺席、道义缺席条件下，应有他图。这是以“中庸之道”治理天下的邦国不鼓励的行为。支撑人间公序良俗的是“常道”，不是“险道”。公序良俗必在“常道”之下演绎。史上不乏以“险道”出奇而博名的案例，孔孟之道对此是不赞成的。从反对“助饷”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出古来圣贤精神恪守“常道”的连贯性。

当然，在艰难时刻，“助饷”有其合理性。如辛亥之初，就需要更多民间资金完成民国大业。但在邦国正常运转之后，再经由国家动员，从民间聚敛钱财，是传统圣贤人物，如真宗赵恒、思想家顾炎武所不赞同的。

真宗还下了一道诏书：太祖、太宗两朝，诸路贡献的祥禽异兽，现在还都在皇家苑囿，有司要有个统计数字，报上来，等到封禅完毕，要将这些禽兽全部放归山林。

有司也即有关部门，在原来拟定的程序基础上，又想到了一些细节，于是上书道：“这次东封巡守，按规定有‘燔柴告至之礼’，这事要皇上亲自来做；另外，到了泰山之下后，要燔柴告诉昊天上帝，这事要在圆坛举办。具体礼仪由有司负责，可以不必详列。车驾到了泰山后，要让太尉带着酒水、干肉、钱币、玉帛等礼器、祭品，预先到山下圆坛告至。车驾所过，地方的山川神、先帝神、名臣烈士之魂，数额太多，考虑到供祠不过来，除了著名的神祇外，一般都由地方州县致祭。各类神祇都以十里为计算单位，合并致祭。”真宗批准了这个建议。

祭神，有一种古礼，在神坛上放几捆干草，举杯敬神后，这酒要洒向那些干草，如目测下能感觉到祭酒瞬间不见，意思也就等于神享用了这些酒，史称“缩酒”。这种草名叫“青茅”，三棱，故也称“三脊茅”或“三棱草”，产于过去的楚国、越国，今天的江淮一带。古来中原祭祀，都要用青茅，表示可以征服楚越之地。现在大宋帝国已经奄有天下，不仅囊括楚、越，甚至收取岭南海表、巴蜀粤广，四围羁縻之地更不在少。宋师所能够到达的地方，比昔日汉唐自是不侔，但比西周、东周、南朝、五代，已经足够辽阔。于是，需要告至天地神祇，必用青茅。于是派出使节，到岳州（今属湖南）去采集“三脊茅”三十束。但使者不认识这种草，还好岳州有耆宿董皓认识。为了表彰这位认识“三脊茅”的老人家，朝廷特意授给他一个岳州助教的职务，另外赐给他一束帛。

过去战时，临行前，往往要颁发给士卒们几尺锦缎，或缠臂，或裹头，捯饬起来，盛容出征。这次，殿前司、侍卫司认为，祭祀天地，比战时更须盛容，就联合上书，要求给东封的扈驾诸军颁发新的锦缎。真宗虽然知道“大计有余”，国库里不缺这点布帛，但他还是很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老地主做派，能节俭就节俭。于是，回复他们说：“过去出征打仗，才给这种服饰，现在封禅行礼，不需要军人盛装。如果旧的锦缎都换下来，那费用就太大了，不许。”

为了节省费用，事先，真宗借考察安顿之机，派出王钦若走曹州、单县的南路，赵安仁走濮州、郓县的北路，同赴泰山，来计算两路用工的繁简。二人回来后一合计：南路虽然比较近，但很多设施不全，用工要多；北路因为有邮传驿站，设施较全，用工要省。于是真宗选择了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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