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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陈达曾在清华担任《清华学报》总编辑，一天，他对学生梁思永说：“你跟老太爷说，让他来篇稿子吧。”很快，梁启超的稿子就送来了，陈达说：“出乎我意料之快，这篇文章是写的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只说了几天，就送来了。我一看，可了得，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如广东是什么派，浙江是什么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

梁启超治学勤恳，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起床，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连星期天也有日课（工作计划），不稍休息。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还要摘录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读的日文和中文书籍纵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懒。他经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来勉励学生们。

梁启超规定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人来访，谈话不超过一个小时。他在书斋上挂了一个木牌，上书：“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

东南大学学者云集，一位学生问梁启超：“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梁顿时庄重地说：“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的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2000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梁启超“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晚年著述，用力尤勤。1920年，他仅一年就撰成《清代学术概论》、《老子哲学》、《孔子》、《墨经校释》等著作，并有多篇佛教历史论文。

梁启超学识渊博，但有时也会犯些小错误。他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引用阿拉伯人的著作，因未见原文，将“五朝”误写成“五代”，将“10世纪的中国”写成了“9世纪”。王森然对此感慨道：“著书求入世界作者之林，真不易矣。”

梁启超晚年热心于文化传播活动，他成立共学社和讲学社，前者出版了大量书籍，包括介绍社会主义的译作，后者则出面邀请了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四位大师访问中国，成为二十年代中国的重大文化事件。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不意却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极大反感，旋即撰文《玄学与科学》予以批驳。张丁两人往复辩难，由梁启超带头参加、张东荪、林宰平、胡适、王星拱、吴稚晖等名流纷纷发表文章，争相参战，掀起了轰动一时的科学与玄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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