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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士兵为职业军人，通常也允许携带家眷、入住兵营。即使是社会底层人，举家流入城市也并非不可能。《梦梁录》载，在杭州都城，“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技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这些流浪艺人的孩子在城市接受教育也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杭州的公立、私立学校非常多，“都城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观、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弘诵之声，往往相闻”。

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户籍一般只跟纳税挂钩，孩子入学并不受户籍限制。尽管庆历五年（1045）的一条法令要求，“天下见有州县学，自今只许本土听习，若游学在外者皆勒归本贯。”但这一政令很快就作废了，官学又不分户籍招收学生。至于书院、私塾等私立学校的招生，就更不需要考虑户籍了。因此，宋代游学之风极盛。中央太学有大量旁听生，大儒胡瑗在太学讲《易经》，“常有外来听者，多或至千数人”；孙复在太学讲《春秋》，“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户外者甚众”。地方官学也多有游学生，吕祖谦在严州主持州学，“士由远方负笈者日众”。书院的开放性更大，陆九渊主持象山书院时，“每开讲习，学者辐辏，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

而且，宋朝的外来人口要入籍寓居之地，也不太困难，通常只需要住满一年，或者在当地购置有田产，就可以附籍。如此，流动人口才能“择其所乐而居之”。对宋朝城市的流动人口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来自户籍之类的制度障碍，而是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是否可以承受。

据程民生先生的研究，一名宋朝底层人，不管是在城市摆街边摊，还是当佣工，日收入一般在100文至300文钱之间。我们再来看宋朝“店宅务”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实际上就是廉租房，日租金不过十几文钱（这还是京城的房租水平）。宋朝学校的学费也不贵，宋人说，当时“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挪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可知州县小学的学费约为每日一二文钱。所以，只要不是赤贫之家，外来人口拖儿带女进入城市谋生，是完全可以安居下来，并让孩子在当地入学读书的。这就避免了“留守儿童”的产生。

今天“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宋代养老制度给今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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