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国家重商政策触发的连锁反应。道理很简单：为了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宋朝势必要将注意力从总额有限而征收成本高企的农业税转移到商业税之上；而为了扩大商业税的税基，官府又势必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为此，宋朝又需要积极修筑运河，以服务于长途贸易，需要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贸易；而为了便于长途贸易、大宗贸易的进行，官府又需要发行信用货币、有价证券与建立金融网络（总不能让商人带着一船铜钱从江南驶到开封去做生意吧）；为保证纸币的信用，宋朝又发展出一套“称提之术”（指朝廷运用贵金属货币储备等手段回笼超发的纸币，这叫作“称”，使流通中的纸币购买力保持坚挺，这叫作“提”）；为鼓励贸易，官府又需要完善民商法，以保护交易者的产权、对付日益复杂的利益纠纷……这一重商政策激发出来的连锁反应，最后极有可能促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一些朋友也许会认为，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机制，完全可以自发地推动构建出一个近代化的经济体系。但这从来只是假想，而非事实。从历史来看，不管是近代西欧国家，还是明治时期的日本、晚清时的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总是以国家积极介入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许多人将“重商主义”理解成国家对贸易顺差的追求，这无疑太狭窄了）为先导，给近代化的启动提供第一推动力。当然，我必须申明，这样的判断只适用于近代化启动之时，当市场在重商主义的触发下而发展起来之后，国家应当从大商人的角色转为守夜人的角色。

还是来跟“洪武型体制”比较吧。朱元璋一再申明采矿“损于民者多，不可开”，甚至将建议开矿的上书人流放海岛，这一切都显示了朱皇帝对于农业与民生的关心。然而，我们以历史的目光来看，这种对商业税的淡然，不过是明王朝财政紧缩的“脉脉温情”而已，意味着朝廷对开拓市场与发展商业无丝毫动力。明王朝要到中晚期时，随着社会逐渐摆脱了“洪武型体制”的束缚，才出现了商业复兴，乃至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第六辑 宋朝如何应对“高考移民”？

花木兰为什么一定要替父从军？

“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即使没有读过《木兰辞》的年轻人，大概也应该看过《花木兰》的电影。还有许多人都坚持认为，花木兰就是一位民族英雄。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花木兰这么一个人呢？许多研究者都相信，确有花木兰其人，并考证出花木兰为北朝女性，很可能是北魏的鲜卑族人，因为“木兰”就是一个鲜卑姓氏（花木兰并不姓花，花字明显是后人加上的）；而《木兰辞》中有“可汗大点兵”句，“可汗”即为北魏皇帝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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