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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氛围的某些方面可能是周期性的，其余的则代表了对目前政治进程中的争吵和僵持不下的不满。与前几年相比，政党政治已经变得更加两极化了，但肮脏的政治可以追溯到国父们的时代。评估遇到的问题，部分是由于从大萧条中幸存下来并赢得二战的一代对政府的信心异常之高。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形的异常之处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对政府的过度信任，而不是之后的低度信任。此外，对政府失去信任的很多证据来自调查数据。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同样问题的回答呈现了下滑的趋势，但这种下滑有多重要仍然是不确定的。毕竟，最大的下滑发生在四十年前的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而不是在最近的十年。

到目前为止，民调结果是有限的。例如，尽管信任程度的民调数据下降了，美国国税局并没有发现漏税逃税的行为有所增加。[25]世界银行在“控制腐败”方面也给了美国高分（90%以上）。[26]普查表自愿寄回率在2000年上升到了67%，该数字一直保持到2010年，扭转了自1970年以来的三十<a href=https:///tuijian/nianxiagong/ target=_blank>年下</a>降趋势。[27]投票率在20世纪下半叶从62%下降到了50%，但止跌于2000年，并在2012年回升到了58%。人们的行为似乎并没有像对民调问题的答卷那样出现急剧的变化。对体制表示信心丧失可能来自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个人主义的态度趋势和对权威的更少顺从，这些都是所有后现代社会的特征。

对美国体制的有效性来说这些社会资本的变化有多严重？罗伯特·D·帕特南④指出，社区的团结在20世纪并没有持续减弱。相反，仔细检查美国历史可以看到公民参与的跌宕起伏，而不只是下滑——那是一个崩溃而又重建的故事。[28]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觉得与他们所在的社区联系密切，并表示社区的生活质量是很好或较好的，有近一半的成年人或是参加一个民间团体，或是参加社区活动。

此外，美国的制度是联邦制，比大多数国家更去中心化。国家首都的党派僵持往往伴随着州和城市各级政府层面上的政治合作和创新。正如《经济学人》评论说的，“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就是要让联邦一级的立法困难，而不是容易。它的创建者们认为像美国这样规模的国家最好是由地方管辖，而不是全国统筹……所以基础系统是好的；但没有理由忽视那些可以进行改革的地方。”[29]美国的政治制度能否自我改革以应对上述问题还有待观察，但它并不像批评者们所暗示的那样，可与罗马的国内衰落类比，或把国家定性为患了瘫痪。正如保守派作者大卫·弗鲁姆所指出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见证了犯罪率、车祸死亡、造成酸雨的废气排放、人工流产、酒精和烟草消费的迅速下降，同时领导了一场互联网革命。[30]另一方面，美国仍然存在着政治体制是否能满足在21世纪有效地转换实力的这个需求。

本章结语

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古罗马的经济没有效率，社会因自相残杀的内战而四分五裂，政治体制则腐败猖獗，所有这些令罗马无力自保。上述事实使人很难将美国与罗马类比。

在美国，文化存在着分歧，但这种分歧依然是可管控的，而且与过去相比其危险性更小。社会问题比比皆是，有些每况愈下而有些得到了改善。社会对外部世界保持着开放，也能通过移民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地自我更新。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过去更慢了，但企业文化在技术的运用和商业化方面不断创新，仍然保持着最成熟的风险投资行业和工业与世界顶尖大学之间紧密联系的传统。它引领着世界的研究与发展，位于新的网络、纳米、生物和能源技术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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