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队伍中磨炼得相当成熟的彭柏山很懂得什么是政治。当他知道胡风竟然以“三十万言书”同最高当局“讨论文艺方针”时，他马上心情很不好，说：“老胡太天真了”，“说了就是真理，怎么能跟他讨论呢”。既然如此，他怎么也不会料到后果竟是如此的严重，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数以千计的人都因此沦为贱民。在国民党监牢里有幸生存下来的他，却没有逃过自己人的严惩。难怪德裔美国人海诺德百思不得其解：“二战是希特勒要杀人，杀犹太人，是因为他要消灭另一个民族，他是在两个民族中间制造仇恨和矛盾，他要建立日耳曼民族。可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会自己人杀自己人呢？”是的，为什么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事业？

既然是“钦定”的“反革命”，彭柏山在劫难逃，可称为汉奸的宣统和国民党的战犯是名副其实的阶级敌人，他们在中国监狱中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待遇且迎来了大赦；但是，彭柏山却连这种优待也捞不到。他苟活下去的权利也被剥夺，得归于带有病毒的中国文化传统培养出来的标准国民。从劳改处青海回上海探亲的彭柏山对关心他的罗稷南说，青海对他的供应每月只有一钱油，好心的罗老在吴强面前抱怨“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柏山呢”。吴强认定这是“到处宣传阴暗面”，向上汇报了，于是，假期由一个月变成一个多星期！又是这位大作家吴强，在胡风分子问题解决后，仍揪住所谓“叛徒问题”阻挠出版彭柏山的书。彭小莲这本书的优点是绝不为“尊者”讳，指名道姓地说出一些“好学生”、“好臣民”（其中有的人后来命运也很惨）在彭柏山冤屈致死案中起过的作用。彭小莲说：“有人被训练成习惯挨打的畜生。”其实应当补充一句，也有人被训练成打人的畜生。那些把彭柏山乱棍打死的，不也被称为“人”吗？彭小莲说：“对于运动的残酷，任何人都缺乏想象力的。历次运动，特别是对‘文革’的残酷，同样都缺乏想象力。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留下的遗产，丰富得太可怕了。”

幸亏这仅仅是情况的一个方面，中国之所以仍有希望，在于仍然有着一些不落井下石而且敢伸出援助之手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敢于“逆<a href=https:///Tags_Nan/ target=_blank>龙</a>鳞”而反对逮捕彭柏山的三位部长，“别人看热，我看冷”的皮定均以及原三野的一批领导人……虽然胳臂拧不过大腿，任何人也无力抗“旨”，但是，从他们哪怕无言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正义，看到了正气，看到了人性。

彭小莲和彭柏山的朋友们都为不成功的小说《战争与人民》感到遗憾。按照周扬的批评（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能发表）而改成那样一本没了灵气的小说，也确实是遗憾。也许，确实应当用写小说的精力去写点类似回忆录的东西；但是，我很怀疑如果写了能不能保存下来，会不会变成他“罪上加罪”的新罪证。“在斯大林的暴政下，在那么残酷的时代，苏联的一些知识分子还是写出了一些东西，写出自己的经历。”这话很对。可是，斯大林的“大清洗”没有搞群众运动，而我们的“阶级敌人”却处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连夫妻之间都不能、不敢讲真话，为了免除汇报之苦甚至不得不演出要求离婚的一场场“戏”，这却是斯大林望尘莫及的。我很欣赏《郭小川全集》的编辑方法：把包括检查和批判别人的文字也收进去，供后人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历史的见证，《战争与人民》有着它的价值。它同样可以使后人从中看到，一位早期有着卓越成就的作家，在他的生命被摧残的同时，他的灵气早被摧残殆尽了。

我从纽约回来，一点一点从那里走回到我的土地上来，

这里却在一点一点往那里靠近。

对于我，路途不再是漫长的，这成了我绵绵久远的欢乐，走在回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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