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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张全家照，不久爸爸就被捕了。爸爸手上抱着小梅，妈妈抱着才二十二个月的我

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经历过那段日子之后，我却想说：“反革命”家里的孩子早觉悟。

在那个年头，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人明确地告诉我们该怎样做人。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家里说的，出去不能说；真实的事情，只能放在心里想想，绝对不能说出来；带文字的东西，最好不要保留，特别是书信，看了要烧；搞任何政治运动，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落在我们头上，开口的时候，一定要拥护；不管什么组织，我们这种出身的人都不要加入；心里想的，一定不能落在纸上；报纸上说的事情都不要去相信，但是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说报纸上所说的一切。

就这样，我们生存下来了。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我排行老五，最小。大姐姐彭小钧，一九六五年大学毕业，因为出身不好，分配到南京钢铁厂炼钢车间，做炉前工。哥哥彭晓岑，因为转移爸爸写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一九六八年春天，在大学里被打成反动学生，然后被抓了进去；出来以后，于一九六九年被送去甘肃天水县劳动。二姐彭小兰六六届高中生。她是最幸运的，什么倒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在她那里，只是到一九六八年夏天，被分到上海远郊奉贤县“五四”农场。三姐彭小梅，一九六八年的春天（那时候，她才十五岁，一个在上初中的孩子）被作为反动学生批斗，同年秋天到云南插队。一九六九年四月，我被分配到江西插队。这时，父亲已经死了。母亲关在隔离室有一年多，我们几乎没有她的任何音信。我们的家，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没有任何告别，没有任何抗议，没有任何声音地涣散掉了。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老大小钧（后排中），老二晓岑（后排左一），老三小兰（右一），老四小梅（前排右一），我是老五（前排左一）。

看着我们这样破碎的家庭，就像看着一张伤痕累累的老脸，上面不仅布满了皱纹，而且有着深深的疤痕。这些疤痕将整张脸撕得支离破碎，已经认不出它本来的面目。脸上的目光显得凄厉无神，嘴角丑陋地挂在边上，表情是固定不变的，最可恶的是，那张脸已经不会展现出笑容。就像是《巴黎圣母院》小说里，那个钟楼上的丑八怪，不堪入目。

现在我走在自己的脸上，开始把那些伤疤一点一点地重新撕裂，看着黑色的鲜血在那里慢慢地滴落，没有眼泪，没有感叹，甚至没有抱怨。在父亲死的那个时刻，我就越来越意识到“认命”这两个字对于我们这些人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还想活下去，如果我们不想为难自己，我们就该早早地学会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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