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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局势下，爸爸从湘鄂西跑出来。我想父亲跑出来的时候，是横了一条心的，与其死在那里，还不如作最后的努力。他一定很清楚，抓到的话，他是必死无疑的。但是，他还是跑出来了。他跑到了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

一到上海，爸爸就暂时住在朋友家（原因是妻子覃必愉搬走了）。

在爸爸的自传上，他是这样写的：

“我到了上海以后，立刻起草了给党中央的信，然后交给周扬，委托他递交给党中央。党中央派湘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和我谈话四次。我非常具体地向他汇报了根据地的情况。杨光华请示了上级领导，然后向我陈述了党中央的决定：彭柏山同志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他应该立刻返回原地坚持斗争。

“我看到了那个简短的中央批文，和杨光华同志说的一模一样。我有点着急，所以我当时态度也不够正确，我着急地说：‘我不能回去。如果中央不马上采取紧急措施，不光是我个人，更多的同志会被杀掉的。’

“杨光华同志非常严厉地指出：‘你这是在和革命讨价还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的全局着想，党性要求你必须坚决地遵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革命纪律，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在党规党章所允许的范围内展开必要的、合法的斗争。而一旦党作出决定，个人不能有丝毫违抗的表示。’”

爸爸的悲剧在于，他和花娃是不一样的。他不会把一切希望留在“军部”。他用自己的良知，是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要求中央采取措施。他不忍心再回去执行任何“命令”，他甚至都不忍心再去看到自己的同志一个一个被杀害。他能够做的都做了，但是就像妈妈跟我说的，“谁来阻止自己人杀自己人？王明当时是党的书记处书记。”爸爸没有服从杨光华传达的党中央的决定，他没有服从这个决定，他没有回到湘鄂西根据地。他留在上海，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海党支部正式宣布停止彭柏山的党组织生活。

当我动笔写下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任何语言来描述爸爸当时那种真实的处境，任何文字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爸爸徘徊在上海的小弄堂里，徘徊在霓虹灯下。他去寻找自己的妻子覃必愉。在根据地两年，爸爸几乎只和她有过一次通信。生活是艰苦的。对覃必愉的思念，支持了爸爸。现在，她更是爸爸最后的安慰和归宿了。终于在一条小马路上碰见了他们共同的好朋友，可是朋友闭口不谈覃必愉的情况。爸爸紧紧地拽住他，朋友把脸转向一边，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不敢面对爸爸。然后，他领着爸爸回到了自己的小亭子间里，翻出一张过了期的小报，报纸简直像特地留给爸爸的。朋友递过那张发黄的报纸时，简短地用了一个“她”字来代替该说的一切。

“她，和他们剧团的男演员高原同居了。”

朋友指了指那条短小的申明：“覃必愉即日起与彭柏山脱离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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