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鬼子就要进城的那天夜晚，我们坐上黄包车。外面下着大雨，油布把车给挡住了。我透过油布的缝隙，看见一盏黄黄的小灯吊在车轮子上，一抹清光撒在柏油路上。想到我深爱的北京就要不再属于中国人的时候，真是凄凉得很。当时，我们连眼镜都不能戴，不要说带什么书和纸。因为只要日本人说你是知识分子，就随时可以把你拉出去杀了。我当时身上偷偷地带着一张自己画的鲁迅的肖像。你看，我们那一代人是多么崇拜他。所以，我开始对你父亲就很尊重，其中也有一个原因是，我知道他是鲁迅的学生。然后，我们一家到了火车站，那又是另一幅景象。人们在那里乱成了一团，因为那是最后一班去天津的火车。都在拼命往上挤，我们终于上了车。本来开到天津的路只有两个小时，却走了一天一夜。在车上，我看见一个大学生在和日本学生吵架。我们家的人都害怕得要命，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的时候，妈妈推着那个大学生说：‘你赶快走，赶快走。日本人就会来杀你的。’这个大学生就在中途跳车跑了。

“到了天津站，一会儿就有一队日本兵捧着一个骨灰盒，上面用一块雪白的布包着。他们捧着它‘跨跨跨’地走过，大家就立刻给他们让路。他们满脸怒气，可怕得很。我妈妈看得吓坏了。最坏的是，在走出车站的路上，就这么一点点宽的路，两旁站着日本兵，手上拿着枪都上了刺刀。我们这些中国人就全都低着头，像是给送到屠宰场去的羔羊一样，向前方走去。每隔这么一小段路，在日本兵后面就有一个凳子，上面站了一个汉奸特务。只要他向什么人一指，两个带枪的日本兵就走上前，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出，就把那个人带走了。那种静默，让我们吓得气都透不过来。那段路长极了，我觉得我总算走过去了，没有被日本人抓去。你说我们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不抗日？

“那时候，个人能有多少力量？除了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当时不是执政党，可是它一直在那里号召大家抗日，组织力量和日本人打。到了后来，共产党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我们怎么能不相信它？抗战前国民党奉行不抵抗主义，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个正义的中国人、知识分子谁会去相信国民党？……你想想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亲身感受到人与人的不平等，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如果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他会怎么想？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会参加共产党呢，如果都是住在清华园就绝对不可能。”

日子还在那里过着，不紧不慢。不论爸爸妈妈还是元化叔叔，在我的现实生活里，常常变得很生疏。于是我也必须不紧不慢地寻找他们的过去。

妈妈也加入了革命队伍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人的炸弹扔到了上海。

国民党地方部队出来抵抗，打得很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但是，日本人还是把上海占领了。伤兵向江南运送，妈妈的学校不再上课，开始帮助政府做抢救伤兵的工作。她从镇江回到了无锡，那里家家户户把自己的被子、床单，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捐献出来。大户人家腾出地方让伤员住下。上海的文艺团体在大街上搭起了舞台，一遍又一遍地演着《放下你的鞭子》。落幕的时候，舞台上，戏中卖艺的老人，正举起了鞭子要打他的女儿，因为女儿失去了声音，无法演唱，无法再卖艺挣钱了。女儿用沙哑的嗓子，躲在一边偷偷地哭泣，父亲猛地举起了鞭子朝女儿打去。刹那间，有人冲上前，抓住了老艺人高举鞭子的手臂，大喊着：“放下你的鞭子，我们中国人应该去打日本人。”大幕就在这个瞬间落了下来，观众都被激动了，人们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做亡国奴！

大一点的孩子，成天跟在演剧队的后面，到处看他们演戏……城市里弥漫着压抑却是非常兴奋的骚动。妈妈和她的同学陈日蒙时时刻刻都在谈论着国家的命运。妈妈说：“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们一定要行动了，国家不能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不然，我们怎么向中国的子子孙孙交代？”

如果说，我一直在跟母亲吵架。听她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突然间，心里会闪过一个愿望，多么希望和母亲一起分担整个命运。我说不出为什么，特别想哭。不是为了母亲，而是为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什么一代一代的人，都要经历这样艰难的时刻？甚至连她们的民族意识，都让我感到一份深深的内疚，不是怕死，不是的，是想到不能改变的命运，想到不能让母亲生前得到快乐，不能为她分担这份艰难，是因为内疚而哭泣。

陈日蒙说：“我们读了那么多书，是为了什么？我们就是要寻找到一条光明大道。我们一起上延安去，去寻找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是真心在救中国，在为大多数人谋求利益。”（陈日蒙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她比妈妈激进得多。她常常介绍一些苏联小说让妈妈看。）高尔基的《母亲》把妈妈点燃了。用妈妈的话说：“我在书里看见了自己的童年，我完全被小说征服了。我确实感到，只有干革命才是我的出路。你外婆说的穷秀才寒窗十年的故事，刹那间变得愚不可及，我觉得必须像陈日蒙那样，走出自己的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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