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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父亲和元化叔叔都关押在淮海中路的新康花园的房子里，他们是前后两栋房子。就在审查不久以后，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爸爸听到元化叔叔关押的楼里，传来叫喊的声音。他竖起耳朵在那里判断，在那里紧张地谛听着。当他知道这是元化叔叔的叫喊，并且听说是他发病以后的状况时，他向已经不再担任组织部长的王一平汇报，他恳请王一平能够帮助元化叔叔。爸爸说，问题可以继续审查，但是有病还是要给人治疗的。于是他们接受了爸爸的提议，给予元化叔叔以治疗。一直到隔离结束后，元化叔叔被家里人带到华东医院，请束宗华和夏镇夷医生诊断，结论为心因性精神病。

妈妈说，在隔离室的时候，那些人看见元化叔叔生病，高兴坏了，说是看王元化会说出些什么。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思维了，看他怎么把所有的阴谋都交代出来，还有那些纲领、计划、漏网的胡风分子等等。总之，终于可以从一个病人这里打开缺口了，他们真是满怀着希望——一个精神病人会在发病的时候，把什么都交代出来的。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元化叔叔在发病的时候，大声地叫喊着：“我没有罪，没有罪！”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干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害于社会主义的事情。没有！他和他认识的朋友们，一个都没有干过。他们是这么忠实于党，忠实于这个国家，这是他生活的信念，他从来就没有违背自己的信念干过任何事情。他把所有的诬告都推翻了。

那时候，母亲的形象对于我是模糊的，她一直一直在哭。在她下班以后，常常带我去黄逸峰伯伯家里。在那个年代，只有他敢于接待妈妈，跟妈妈说真话，告诉妈妈该怎么活下去。他原来是爸爸的上级，“联抗”的司令员。他们家离我们很近，就隔着几栋大楼。我跟在妈妈的身后，跑啊，跑啊，就跑去了。妈妈在里面讲话，我坐在客厅里和他们家的大孩子玩。可是，更多的时候，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爸爸被捕以后，最艰巨的是妈妈必须写书面的揭发材料。去理解一个人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去仇恨一个自己的亲人，却似乎是很难做到的。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她就必须说自己的丈夫是坏人？但是领导教导她说：“你是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彭柏山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妈妈完全懵了，每次在接受教育之后，就像喝醉了酒似的往家走。

是因为实在走投无路，妈妈踏上了去黄逸峰伯伯家的路。她一边哭一边说：“我怎么揭发啊，除了自杀，无路可走。”

“你为什么要自杀？”

“想不通，也受不了。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我不能昧着良心说柏山是反革命，我们结婚十几年了，我要是发现他是反革命，我还会跟他过下去吗？我确实揭发不了……”

“你的处境可以理解。可是你不能死，柏山的问题正在审查，不管他有没有问题，你都不能死。你们有五个孩子，你要对孩子负责。”

“可是我不揭发，我怎么向他们交账？”

“柏山和胡风见面的时候，你也一起去的吗？”

“每次都去了，当时警卫员陈大悦也一起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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