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无声胜有声。

元化叔叔对我说：“我当时真的很惊讶，不是你父亲跟我说这话，我说不定就给主席写信了。这会惹出多大的事情来啊，怎么再敢往下想？”

我默不作声看着元化叔叔。那是夜晚的时候，他跟我说完了这件事情。已经是过去四十年以后的一个夜晚，已经是可以开口跟我这样下一辈的人谈论了。但是，我还是感到一阵阵的寒气，一阵阵的惧怕。父亲被人从背后推进地狱，却什么都不敢说。只是默默地向元化叔叔伸了一下食指，仅仅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一旦被人告密，同样是可以制人于死地的。难怪连元化叔叔都会感到一阵惊恐，爸爸的思想什么时候走得那么远，什么时候学会了怀疑？夜晚，我多想冲出屋子去大喊一声，几乎是要吼叫。真的是精力过剩，没有一点控制力，我感到害怕。在这个世界，我们因为地域、时间的关系，学会了逆来顺受。但是隐隐地发现，依然是不能接受这一份虐待，这一份折磨。但是我们还是被陷害了。

一九六三年妈妈去厦门大学看望父亲。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张合影。

从过去到现在，我都习惯在这种暗示和窥视中说话。遇上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是最安静的时刻。日子也是这样，爸爸在河南农学院的时候，越来越不爱说话，在那里他甚至都没有交任何一个朋友。“文革”的烟火味在渐渐地弥漫开来，父亲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底的时候，他把最后一稿《战争与人民》用工整的毛笔小楷，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誊抄了一遍，然后用布包上，挂号寄到上海，让母亲为他保存。这简直像在做一次人生的诀别，连母亲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这书几乎象征着父亲的生命。她什么都没有跟我们说，只是对晓岑，家里唯一的男孩作了一点交代。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剩下的书信和一些与文字有关的东西，被造反派抄去烧毁了。

为了《战争与人民》，妈妈被上海译制片厂的造反派抓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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