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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能相信，一个还有性欲的男人，至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却会在那里染上一个陷害别人的嗜好。回头望去，戴学庐也不可理解，怎么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也会出事呢？

一个转动的舞台，眼前的戏还没有看明白的时候，下一场又开始了。

日子转到今天，更是使人眼花缭乱。我路过新搬到永嘉路上的上海译制片厂门口时，一个满脸堆笑的老板，撅着屁股在那里殷勤地招揽着顾客，那，那不是高峰吗？不由得让人羡慕，他还是活得那么好啊。在译制片厂的门口，开了一个小饭店，顾客盈门。

那时候，大家还说我是一个小“拉三”、小流氓，那么一点点大的人，就已经开始在那里谈恋爱了。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婚姻法规定十八岁就可以结婚了。我都过了十七岁的生日了，一切都很正常。那时候我脸色苍白，焦黄的头发又细又软，明显地看出营养不良的样子。平平的胸脯，穿什么衣服都显得不合身，像一个大袍子挂在我的两肩。但是我满不在乎，就敢穿得那么随随便便的和一个男人，靠得那么紧，并肩地走在淮海路上。要说我的样子，那比我同年龄的孩子看上去显得更小，一张完全没有发育的孩子脸，五官紧紧地挤在一团，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实在还是一个孩子。可我，居然就敢走在我们的邻居的眼皮底下，毫不回避地经过居委会的门前，有时甚至是无端地放肆大笑着，并且是和一个男人这么走过。我似乎是有意去激怒人家。我遭到报应了。

刹那间，又看见了对面17号里的一对小眼睛。自从妈妈出事以后，这对小眼睛像一个忠实的战士，永远坚守在岗位上。明亮的眼球，一团闪烁的火焰，忽明忽暗。只要有人在敲我们家的门，那门上的小玻璃后面有张纸就开始掀动了。当男朋友来看我的时候，在一个大白天，我又看见了那对眼睛，没有性别，看不出年龄，那黑黑的眼珠专注地盯着。

那里住着妈妈厂里的同事，李凌云。已经再也不愿意叫她什么小李阿姨了，那眼睛像一对冷冷的蛇眼，慢慢地爬到了我背上。我屏住呼吸，不敢说话，在农村呆了快一年了，几乎忘记了这双眼睛。突然，它又出现了，在黑暗里它闪闪发亮，骨碌碌地转动着。我害怕得很，我跟男朋友说：“不要来了，有人在监视我们。”

“怕什么，我们又没有干坏事。”

但是，我怕，说不明白我在怕什么。就是在大白天的日子里，我也害怕。常常觉得像在往下沉去，腿软软的，怎么都站立不住。我完全是自找苦吃，外强中干的窝囊废。我又开始慌慌张张在那里整理行李，准备逃回乡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造反派通知我去译制片厂。夏天，造反派的办公室里散发出一阵霉气，老式的电风扇不停地摇晃着，吹出一股股热气。那风扇像个鼓风机，轰鸣着。我不再说话，看见造反派我自觉地耷拉下脑袋，蜷缩成一个很猥琐的形象，似乎不用人斥训，我已经认罪了。我被训练得那么好，造反派还在吼叫着，骂出了声，就管我叫“拉三”，我没有回嘴。实际上，真的面对这些大白话的时候，我又一点都不害怕了。我木然地听着训话，后悔没有早点回到农村去，不吃他们的饭，凭什么受他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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