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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天，突然暴热起来。早晨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到了中午阳光灼灼逼人，一直照在我们家搭出来的小阳台上。我带着美国来的朋友玛格丽特走进那里，玛格丽特好远就展开双臂，做出跟母亲拥抱的姿势。妈妈躺在床上，一边笑着一边吃力地说道：“我土得很，不会你们这种美国式的东西。”我翻译给玛格丽特听，她哈哈大笑：“那告诉我，什么是中国式的？”我们都笑了。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老保姆悄悄地问我：“我能和她单独照一张吗？好给我乡下的女儿寄去看看。”玛格丽特还没有回答，母亲已经在那里说了：“没有问题。照吧。”当我翻译了她们俩的对话以后，玛格丽特笑得更高兴了，她学着母亲的口气和中文，大声地说道：“照吧。”

可是，就在黄昏的时候，就在我和玛格丽特逛老城隍庙的时候，她坚持要给妈妈买个礼物，我说那得问问她喜欢什么啊。我试着打电话回去，只听见小梅大叫着：“妈妈不行了，你快回来。不行了！”追到医院里，妈妈抽搐着，高烧已经到源园度猿了。医生发出了病危通知——病毒性急性肺炎。我留在病房里，把冰袋压在她身上，她打着哆嗦，嘴唇干裂了，小便已经失禁，一阵一阵的尿臭从她下身冒出来。老阿姨试着给她擦身，刚换了裤子，又尿湿了。我打电话到南京叫小钧快回来。我害怕得厉害，天天在那里说什么死啊，生的。可是这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搅动起来了，无法抗拒地被瘟热、被浴室般的热气笼罩住。一切都是湿的，热的。在炎热之中，像喝醉了一样，像是被蛇缠住的蛤蟆，在那里扭动着，挣扎着。黎明到来之前，救护车的声音一分钟都没有停过，呼啸着，刺耳又尖利，像划过玻璃的钢刀，一下又一下地在心上刮过。似乎是挨不过黑夜了，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冲出了病房，站在马路上给玛格丽特打电话，我说你过来，帮我来看看吧。她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卫生部长，原来就是一个内科医生。半夜里，她也冲过来了。但是急救病房随便怎么，就是不放这个美国鬼子进去，她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不断地解释。没有人理睬她。我一把抱住她，大声地嚎哭起来。

我一九九六年离开美国回上海之前，在纽约的留影纪念。这个我生活了七年的城市，每每回忆起来都充满了怀念。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玛格丽特来看望妈妈。为我们和妈妈拍下了最后一张合影。左一为我的小姐姐小梅，右一为照顾妈妈的老阿姨。右二是我。

妈妈被抢救回来了，她睁开眼睛看着我们四个孩子（小兰在美国，没有赶来），疑惑了一会儿，吃力地一字一句地问我们：“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整个夏天，我天天给她送饭，但是，她已经很虚弱，不想吃饭，因为大量服用治疗类风湿的止痛药，使她的胃大面积溃烂，不能进食。医生决定给妈妈注射血清，加强营养。可我还是不放心现在血浆的质量，万一她再得个肝炎或者其他什么通过输血感染的疾病，这不是更糟糕？骑上自行车，我急急忙忙地往医院赶，还想和医生商量一下，把这个治疗方案取消。一进病房只看见妈妈浑身发冷，全身在抽搐，我大叫着：“医生，医生不好了。”护士们听见喊声就冲了进来，一看不对，迅速地拉掉她手上输血的针头，可是妈妈已经不行了，整个脸呈青色，嘴唇渐渐地发黑。嘴角上流下了白沫。这时，走廊上“哐当哐当”响起来了，抢救车在往妈妈的病房推来，后面跟着主任医生。

母亲被抢救回来以后，连话都说不出。但是当她看见第四代，小钧的外孙女王雨涵的时候，人立刻变得神采奕奕，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年轻的生命。

护士已经熟练地将橡皮管子扎在妈妈的手臂上，要给她注射静脉针，注射镇静剂。但是，她的血管已经硬化了，怎么也插不进针头，护士戳戳手臂，又改着戳戳手背，都进不去。只看见母亲的五官在紧紧地收拢，发出一声声尖叫。人，抽搐得越来越厉害，于是两个护士死死地将她按在床上，还在那里找穴位给她注射。

我恐惧极了，站在铁床的架子后面：“你们快一点，快一点，她受不了了。”

医生决定将她的大腿拉开，在腹股沟大动脉这里注射。但是，妈妈有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她根本不可能将大腿伸直。医生将她的腿拉直，她再也忍受不了，她疼得再也忍受不了。她在那里恳求：“死，让……我死……求求……你们。”护士长让我帮助一起将她的大腿拉住，我掉过头去，虽然在那里用力拉着，但是我不敢看。我跟着一起叫起来了。“快一点啊。”护士长亲自用三寸长的大针头，猛地扎进妈妈的大动脉里。妈妈整个人像撕裂一样，本能地扭曲着。……我要有多少次生命，才能战胜这一份死亡？人的直觉就像一支黯淡、闪烁的小蜡烛，整个一生都在阴森可怕的世界里颤抖。护士长熟练的技术，终于将这一针打进去了。当针头拔出来的时候，那么长的大针头，竟然被拧歪了。妈妈完全精疲力竭，只看见她的脸还是那么痛苦地拧在一起，人在渐渐地安静下来，可是她的呼吸依然像在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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