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将“分户”由“反向激励”变成“强制执行”。

第一阶段实施的“分户”，主要是发挥税收的指挥棒作用，但“不分户则加赋税”的规定有很大的漏洞。比方说，如果一户有三名成年儿子，按分户的规定就要分成三户，相当于户头税凭空多出两份。但不分户的话只是罚一份而已。“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法令没有强制规定，老百姓当然是怎么合算怎么做。因此，卫鞅提出的分户政策并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

于是，卫鞅在第二阶段将分户强制化，严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处一户。这样一来，老百姓怎么算计都没用，想活命就得分家。

其次，彻底废除井田，摧毁阡陌。

从秦简公的“初租禾”开始，奴隶主占有的井田越来越少，特别是卫鞅变法以来，井田的面积更是呈指数级缩减。对所剩无几的井田进行彻底清算，实际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化作为唯一经济形态的地位，堵死了旧贵族通过占有土地向地主阶层反攻倒算的道路。

第三，实行新的“赋税法”。

由于土地占有制度已经彻底被颠覆，旧的赋税方式不再适用。为了统一税收方式，适应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形态，卫鞅相应地提出了按照土地面积征税的新“赋税法”。

统一赋税方式可以靠法令，但也会遇到“技术性难题”，这就是各地度量衡的差异。因此，为了全面推行“赋税法”，卫鞅提出了第四项措施——统一度量衡。

度量衡不统一，除了给征税造成困难以外，地方之间的经济贸易也受到极大制约，这个很容易理解。更重要的是，经济贸易受到限制，不利于国家经济一体化建设，一些地方就有搞“国中之国”的可能。例如<a href=https:///tuijian/minguo/ target=_blank>民国</a>的时候，阎锡山在山西建铁路，就要比其他地方窄一些，以“捍卫”自己的“经济主权”，维持军阀统治。因此，卫鞅统一度量衡，客观上也是在加强中央的经济集权和政治集权。

经过两个阶段的变法，秦国国力大增，迅速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衰败之国，成长为生机勃勃的先进国家。从公元前356年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强大起来的秦国频繁征伐与之接壤的三晋，其中大规模征伐魏国就有六次，多次取得重大胜利，令诸侯各国特别是韩、赵、魏“谈秦色变”，秦国也登上了争霸的历史舞台。

秦献公的变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卫鞅变法当然不可能一帆风顺。

变法之初，旧贵族不能坐视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但又不敢直接对抗卫鞅。一些阴险的投机分子就挑动太子率先违反法令，给卫鞅出难题。

太子犯法，卫鞅就为难了，处罚还是不处罚？处罚吧，毕竟是太子，不说投鼠忌器，总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不处罚吧，跟天下的官吏和百姓怎么交代？没有诚信，看菜下饭，以后谁还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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