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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年间，由孔颖达等所撰的《五经正义》问世，这在经史上有很突出的地位。

（1）儒学权威

唐初不但统一了儒经音注、文字，统一儒经义疏的工作也在进行。简而言之，“义疏”就是对儒经文字及前人注释的较为详细的解说，义，是含义、大义；疏，是疏通证明，串讲。义疏的特点是逐字、逐句串讲经书文字，以前人的注解为凭借，同时也对前人注解再进行通俗的解释。

贞观年间，由于儒经“章句繁杂”，唐太宗召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义疏》，后来又改为《五经正义》。正义，就是正前人之义疏，彻底地清理前人关于儒经的各种繁杂的注疏。不管是今文古文之争，也不管是南学北学矛盾，更不囿于哪种师传家法，均一律将前人之注疏作为资料看待，辨析各家之说的优劣短长，撮其机要，剪其繁冗，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之说，以统一的标准解释《五经》的文字内容及思想观点。《五经正义》一举结束了汉代以来数百年的经说纷纭局面，儒家思想得到统一。这是唐初统治者为适应政治大一统需要，统一思想领域的重大措施。

尚书注疏卷 唐 孔颖达

孔颖达撰述的《五经正义》在经学史上有突出地位。孔颖达（公元574～ 648年），冀州衡水人。八岁时开始读书，每日背诵儒家经典。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成为一名知识相当渊博的青年学子，尤其精于《郑氏尚书》、《左氏传》、《王氏易》、《毛诗》、《礼记》， 并且“兼善历算，解属文”，在家乡教学为业。隋炀帝大业初年，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当时各郡儒生受隋炀帝征召在东都洛阳聚集，他们与国子秘书学士论难争鸣，孔颖达的水平最高，对儒学的造诣非常精深。由于他年少，前辈儒生不愿意身居其后，竟暗中收买刺客企图杀害他。幸亏礼部尚书杨玄感惜颖达之才，让他住到自己家，才幸免于难。这场辩论过后，颖达被留在朝廷任职，补太学助教。隋朝末年，群雄逐鹿，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世民将孔颖达招至麾下，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孔颖达升任国子博士。太宗继位初年，又封他为曲阜县男，转给事中。太宗即位后，留心政事，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孔颖达的儒学造诣深深吸引了唐太宗，曾向他求教。一次，太宗向孔颖达请教：“《论语》上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孔颖达答道：“圣人为了引导人们谨慎谦虚而设教。虽然自己有能力，也不能骄傲自大，仍向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求教；自己的才艺虽多，仍不满足，还要向才艺比自己少的人去求得启示；自己虽‘实’，但外貌像是‘虚’，自己虽‘有’，但外表要像‘无’。不仅仅是普通人要这样去做，帝王将相也应如此。若是处在至尊之位，以自己的聪明来炫耀，以才凌驾他人之上，粉饰自己短处，拒绝臣下进谏，那么就会上下隔阂，君臣之道也将背离。自古以来覆灭的帝王，莫不由此。”孔颖达既将儒经之言解说得十分透彻，又有现实针对性，太宗点头称是。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孔颖达任国子监的副长官国子司业。太宗崇重儒学，而孔颖达被作为举朝上下都公认的儒学权威。孔颖达“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孔颖达之说”；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五礼》由孔颖达等人修定，“所有疑滞，咸咨决之”；孔颖达受太子令撰《孝经义疏》，成书后，学者们大为称道。因为有这样的儒学造诣和撰述经历，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任命孔颖达为国子祭酒，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

（2）《五经正义》成书

《五经正义》的始撰时间，没有详实记载，前人有说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但无确切史料证明。据《旧唐书》和《贞观政要》有关记载，始撰于贞观年间是没有疑问的。

第一次提到《五经正义》撰成时间的是 《唐会要·论经义》。据该书载：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孔颖达共撰写《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称为《义赞》，后诏令改为《五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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