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想要建立强盛国家、开辟土地、招抚远方之民的，必须得民心；想立功业、显荣华、留名誉的，必须从自身做起。众人都归附施道之人，人民都畏惧施暴行的人。归往则附于其侧，畏惧则逃离其地。所以，设刑立法，应不厌其轻；布德施恩，应不厌其重。这样，才能近者亲远者来。所以，君子治理天下，应当快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闾里无诉讼，亭落若无民，老幼不愁苦，远者不听，近者不议，邮亭无夜行的官吏，鸟不夜啼，犬不夜吠，老者屋堂休息，丁壮田野耕耘，臣诚子孝，然后兴赏罚，设庠序，这样，就区分了贤愚廉鄙，区别了上下长幼，强弱互相扶助，大小相怀以恩。晋厉、齐庄、楚灵、宋襄四君尚威力轻用师，结果外有邻国为敌，内有朝臣怨恨，宋襄公死于泓水之战，其他三君死于臣下之手。鲁庄公收十二之税，一年之中以三时役使民力，为与百姓争利不惜封闭山林泽川，结果，贤臣出逃，奸臣叛乱，受到宋、陈、卫的侵伐。总而言之，不应恃武力，无为才是治民的根本。
《怀虑》：目以视明，口以别味，耳以听聪，鼻以闻芳，手以持拿，足以行走，各有各的用处，不能兼有。若一物兼两用，则心思迷惑。执一统万物，虽寡必至众；如果心思散乱，情欲难收，即使身处高位也必然崩溃。安静祯祥，气定心平。战士不耕作，朝士不行商，想治理天下的君主应当闭绝利欲，这样才能大道彰著，罢退武事，德治才兴。治产业则教化不行，政令不从。苏秦、张仪位尊身显，佩六国相印，欲连横制纵，结果，功业不成，中道而废。原因在于对不同的国家说不同的话，对不同的人用了各异的态度，情欲放逸而内无坚计。管仲相齐，则专心一意，无境外之交，亦无奇斜之心，所以，威行海内，感化诸夏。圣人为政，都是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以等万民，同一治而明一政的目的也就实现了。总而言之，君主应一心一意行仁政，多种政策和思虑是绝不能有的。
《本行》：政道治行以道德为上，以仁义为本。所以，位尊无德遭罢黜，财多无义受刑罚。古来覆亡之君，并不因为军力衰弱、财物匮乏而不能自存自守，关键是因为身无道德之修养，天下没有行仁义的政治。所以，带璧玉，环佩服，藏珍宝，刻金雕镂，只能在小人面前夸耀，并不是厚己的方法。兴高台之宫室，建百仞之城池，只是疲惫百姓之力，扶弱存亡之道并非如此。因此，仁圣之君应当卑宫室而高道德，谨行仁义，不藏无用之器，不兴无事之功，目的是为了减少力役而减省百姓的贡献。总而言之，君主应以道德仁义为本，杜绝骄奢淫侈而施恩于民。
《明诫》：君主明于政事可以及远，臣下笃于信义可以致大。安危吉凶出于身，兴衰成败验于行。尧舜之时，日月依旧，而国家兴盛；桀纣之时，仍是那片星辰，国家却衰亡。天道并无改变，人道却改变了。世道衰亡，并非天道所为，而是起于国君的施政措施，政治败坏于下，则天象显示于上。腐朽的制度流传在民间，就会导致虫害流行。所以，灾异恶气之变生于腐败丑恶的政治。圣明贤智的君主依天道而随时改变。冬天多麋鹿，十月无霜雪，寒暑节气已经错失。众生灵都按节气生长繁殖，更何况人类呢？圣人为政，效法天道之明，因用地道之利，推演万物之变，用之以为政。施善政鸟兽都会与之同悦，行暴政臣民都会惊恐不已。圣君为政不得不明于天道诫告。
《思务》：作为一个君子应该广思博听，进退循法，见闻众多，动作合度，选择谨严，见邪知正，观花知实，然后，才能统一大道持定操守。普通人就不是这样，会为一种利益而失去很多机会，为得到一种好处而招致很多灾祸。学者博通神灵之变化，知晓天地之开合，明了性命短长，所以，才能够手足不劳作，耳目不淆乱。圣人顺天理行事，因世道之便利而设定义理。所以，圣人为政不用同一道法都能达到天下大治。现在的君主则不然，施政不顺天理，不因时而变，却说世道不好、不能用道德治理。现在的臣子不效法后稷周公，却说百姓无法治理。现在的学子不能昼夜不懈求学，不能循礼而动，却说世道不行。上至人君下至庶人，无一人效法先圣，为善的人很少见，做恶的人却那么多。善恶相从，祸福相随，关键要看人心所向，志气所行。总而言之，君主应效法先圣明君，广闻博听，因天地之道，行仁义之治，才能治理天下。
陆贾的《新语》基本上属于儒家的思想体系，他所讲的“无为”、“至德”之世，仍然属于儒家节用民力、施恩于民、薄征赋敛的范畴。在《新语》中，陆贾仍然把君主作为治理天下的关键。他在《新语》中讲的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王道终始的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儒学大师董仲舒。
在西汉建立初期，社会经过长期战乱及秦朝严刑苛法、赋敛无已的严重摧残，处于非常危困的境地。汉初君臣对于秦朝赋敛无已、多刑寡恩的政治有切肤之痛，因此，对秦朝那一套做法很厌烦。但是，这个草莽集团，不能正确认识文化的作用，推翻了秦朝，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面对新的形势，陆贾的《新语》从天道与人道相应的角度，联系历史的兴衰替变，指出了君理天下应遵循的根本法则，提出了仁义为本、无为而治的思想，成为汉代初期整个政治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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