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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廖担心马太后倡导的谦恭之风无法持久，因此上书劝太后要完成德政。他说：“从前元帝取消服官，成帝穿用旧的衣袍，哀帝撤除乐府，但奢侈之风仍旧很盛行，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原因就在于百姓跟随朝廷所行，而不听信朝廷所言。改变政风民风，应该从最根本之处着手。经传说：‘吴王好剑客，百姓多伤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有谚语说：‘城中喜爱高发髻，乡下的发髻高一尺；城中喜爱宽眉毛，乡下的眉毛半前额；城中喜爱大衣袖，乡下的衣袖用了整匹帛。’这些话好像是戏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事实。就在不久前朝廷推行一项制度，没过几天就推行不下去了，这也许是由于官吏不依法办事，但事实上是因为京城率先怠慢。现在陛下也养成了生活朴素的习惯，是因为神圣的天性，如果能把它坚持到底，那么天下人就会传颂你的美德，美好的名声将远播海内外，能够与神灵相通了，因此就更不用提推行法令了！”太后认为他的建议很正确，决定全部采纳。

含饴弄孙

此图描绘的是明德马太后安于后宫，养育子孙，而不参与国家政务的贤德故事。

建初四年（公元79年）四月，有关部门依据以前惯例，请求章帝分封诸位舅舅，章帝看到国家太平，物资丰盛，便封卫尉马廖为顺阳侯，车骑将军马防为颍阳侯，执金吾马光为许侯。太后得知后说：“我年轻时，很羡慕青史留名，并且为了这个志向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现在虽然年老，仍然告诫自己不要贪婪。因此日夜自励，希望能恪守此道，不辜负先帝；我还经常告诫兄弟，共同成就这个志向，至死而无憾。我本想在自己瞑目之日，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事，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我年老时这个志向竟不能实现，令我到死的时候仍然遗恨不已啊！”马廖兄弟得知后都极力推辞封爵，但章帝始终不答应。兄弟二人最后不得不接受封爵，然后又上书辞让官位，章帝答应了他们。五月，马廖兄弟三人辞官回家，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4.白虎观会议

建初四年（公元79年），校书郎杨终建议：“宣帝曾广泛召集儒生，在石渠阁讨论儒家经典。现在国泰民安，学者们也该有所作为，但那些只知作注释的人，却破坏了《五经》的主旨。应该吸取石渠阁的经验，重新研究宏扬经书大义，作为后世永久的标准。”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十一月，章帝对太常下诏说：“让诸将、大夫、博士、郎官及儒生们在白虎观集会，讨论众人对《五经》的相同与不同的见解。”五官中郎将奉命发出提问，侍中淳于恭向上奏报各种观点，章帝亲自出席，作出最后裁定，把结果记录下来，最后撰出《白虎议奏》。著名儒家学者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刘羡都曾参与此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从此，谶纬神学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中取得了统治地位。

（1） 经学派别之争

白虎观会议是汉代经学、谶纬迷信与政治结合的产物。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立五经博士，此后，儒家取得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儒家经典也被抬到一个极高的位置，对于它只能接受不能怀疑，从此，经和经学与汉朝政治联姻，成为汉朝的统治思想。不过，五经大部分是春秋以前的作品，与汉代政治并不完全一致；经学作为一门学问，内容非常复杂，也并不都能为现实服务。所以武帝以后，当政者都着力吸取经与经学中能够直接服务于封建政治的东西。于是便有很多儒生致力于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把自己的哲学、政治等观点以及行为规范附会其中。政府为了宣扬经义，每经都设博士。同一经的不同派别，也分别设置博士。经师们为了成就功名，一方面严守师训家法，确保本派系有传人，一方面标新立异，想要出人头地，这就使得经学内部派系之争、经义之争十分激烈。另外，又有一些迂腐的儒生，改不掉“好是古非今”的老毛病，批评现实政治，甚至据守经义对抗皇帝诏书。如何使经与经学更好地为王权服务，是统治者急需解决的问题。汉宣帝在石渠阁召集经学讨论会，令各派人物讨论五经异同，以解决经书中的难点疑点。但这次会议讨论的全是些细枝末节，对于具体的问题缺乏逻辑分析与理论依据，最终以宣帝制诏给予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结果并没能把各个学派纳入同一经学体系中，建立一统的正宗思想。哀、平之际，社会矛盾激化，在传统今文经学内部派系存在的条件下，新的学说又冒了出来。新学说有两种，一是古文经学，它是对今文经学的否定；一是谶纬神学，它是董仲舒公羊派儒学与神仙方术、世俗迷信相结合的产物。王莽时期，这三个学派并驾齐驱，已成鼎足之势。王莽为夺取政权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利用古文经学作为社会改良的历史依据，利用谶纬神学大造舆论。由于新朝很快覆亡，王莽没有来得及统一经学。

东汉政权建立后，光武、明帝、章帝沿用王莽的兼收并蓄政策，对经学三大派别取其长处加以扶植。如此一来，每个派别都想借助政权的力量发展自己，打击其他派别。因而它们之间的斗争较以前更加激烈。

东汉初年，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的矛盾空前尖锐。西汉中期以后，学者众多的今文经学占据着主导地位。王莽时期古文经学虽为官学，但今文经学家却将其视为异端。新朝灭亡后，今文经学乘势对古文经学发起攻击，逼迫它与政治、官学离异。但此时古文经学和过去不同，已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并不能一击即溃。根据这种情况，光武帝采取了分别扶植的办法。《后汉书·儒林列传》说：“王莽更始的时候，天下大乱，社会各方面都趋于崩溃，古经书失散。等到光武帝时，他喜欢经书，经常在出巡途中遍访四处儒雅之士，搜寻那些散失的文学经典。以前很多儒生携带书籍逃往山林，这时无不带其书籍来到京城。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人，先后名噪一时。政府于是设立了五经博士共十四位，教授各家弟子，《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有严、颜二家，统归太常领辖。”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东汉初年所立的博士都是今文经学派，古文经学仍未被官方学校所接纳。不过，应刘秀召见前来京师的儒学大师中，古文经学家也不少，上述七人中，陈元、郑兴、杜林、卫宏都是有名的古文经学家。由此可知，古文经学也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后来，光武帝认为古文经学的政治地位需要提高，下令增设《左传》博士，但遭到今文经学、谶纬神学两派共同反对，不久便取消了。即使如此，东汉初的几个皇帝仍然努力扶植古文经学。汉章帝还曾为此下诏选拔高材生，专门学习《左传》、《梁传》、《古文尚书》、《毛诗》，以扶植微学，广存异说。由此可见，尽管古文经学始终未被官方学校所接受，但它在当时却已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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